张闻天冲出＂左＂阵营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身处逆境、独居云石山期间，“左”倾领导人从不问津。只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常来看望，并嘱咐保卫、勤务人员：“一定要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这位中央领导人，乃是张闻天。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就是党内很有声望的宣传家、笔杆子。他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派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他同王稼祥、沈泽民3人考入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洛甫”，就是他在苏联俄文姓的后一个音节。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后，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宣部长、农民部长和党报主任。1933年1月底，张闻天随同博古一道到达中央苏区瑞金首府。时年33岁。
 

　　他，长得高大魁伟，为人却温文儒雅，带着那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俨然一派大学教授的风度。
 

　　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兼党报主任，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无庸讳言，他曾经是“左”倾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曾一度推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是有些过失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张闻天显露了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品质：尊重实践，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他独立思考、分析了根据地和革命战争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思想主张。
 

　　正如杨尚昆所言：“到中央苏区将近两年时间，闻天同志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
 

　　张闻天同王稼祥一样，是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觉悟最早的高层人物！
 

　　真正触动张闻天跳出“左”倾阵营，应该说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现实。
 

　　由于张闻天身居要位、要职，中央苏区的大量军事情报、材料都会抄送给他，有时他还要参加各种高层会议，这就使得他对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比常人更了解。在实践中，他总觉得李德的本领平平，李德的“拼消耗”主张不大对头；并觉得博古对李德过于纵容、信任，思想也过“左”。由此，逐渐与博、李产生了分歧。但碍于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兄弟，又不便多说。
 

　　“福建事变”时，张闻天对博古、李德采取不同十九路军配合的错误军事部署，再也沉不住气了，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这一下子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到“二苏大”时，博古等人使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让张闻天到政府中去工作，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方面是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让张闻天架空毛泽东，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实权夺走。但是，张闻天到政府工作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旨意去办，却采取了同毛泽东合作的态度。于是，双方裂痕和矛盾更为加剧。
 

　　广昌战役后，出于对革命事业、根据地前途和红军命运的忧虑，张闻天与博古等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广昌战役是按李德的布置打的。对此，高层干部呼声日高，不同意这样打下去。博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人们不禁翘首以望，期待能取得胜利。岂知，结果相反，广昌战役一败涂地，博古等人从前线败退下来！
 

　　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开了一次军委会，张闻天也参加了。会上，张闻天公开批判博古等人：
 

　　“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这样下去，打破五次‘围剿’是没有希望的！”接着，他又对博古说道：
 

　　“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要有自己的主意！”
 

　　博古听后，大为恼火。他没有想到，连洛甫也公开指责自己，这还了得！博古怒道：
 

　　“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争得脸红耳赤。在场的没有一个吭声。会议没有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从这时起，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
 

　　有一次，博古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闹磨擦。”张闻天听后一笑置之。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不久，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张“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实际上是想把张闻天“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张闻天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散布张的不是。直到长征出发前，才把张闻天从闽赣调回来。
 

　　博古原想排挤毛泽东，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闻天到中央政府后，与毛泽东却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