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日记中的日常活动：在广东频繁祈雨

     我们曾在一篇文章（详情见：知县跟知府在一个县里上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中提过一个爱写日记的官员，他叫杜凤治。其实，这位爱写日记的官员不止记录了自己的官场日常，也写了很多自己工作所在地的日常见闻，比如广东的民生民俗，今天我们不妨一看。

     这位杜凤治宦粤期间是晚清广东相对安靖的时期，不仅没有波及全省的战乱、动乱，也没有大面积、持续时间较长的自然灾害，这十几年广东还算风调雨顺。光绪二年，杜凤治称自己“来此整有十年，无一荒岁”。日记多处记载了年谷丰登的景象，同治八年早稻丰收，谷每百斤只值银六钱。虽有“谷贱伤农”、增加田主缴纳地丁负担的问题（因为交纳钱粮要用银），但自清朝中叶开始广东就已需要大量粮米输入，米贵是引发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因此，连年丰收也是这十几年广东相对安靖的重要原因。

     杜凤治对广东富于他省很有感慨。有一次，他因省城一次演戏就花费几百两银，议论说：“所费不但可作中人之产，在乡村可作一素封之家也。予谓广东诚为美地，即如此举，他省恐不能。回忆贼匪横行军务各省，朝不保夕，安能梦想及此？即现在军务已靖，疮痍未复，亦断无余力及此。”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几年官，对广东的高物价已经习惯，所以，当他因病辞官离开广东进入江西赣州后，见物价便宜，感慨“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市中食用，粤东无一物不贵者（省中更甚），天下所无也”。日记很多地方反映了广东的物价水平要超过他的家乡浙江。日记记载，“浙江幕脩甚微，如嘉兴大缺，刑席脩脯六百元为最多耳”，浙江幕客的收入远低于广东。在咸、同年间的大战乱中，浙江所受破坏较广东严重，同、光年间的恢复发展也不如广东。幕客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省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决定的。因为广东富庶，所以从司道、州县到佐杂都希望到广东任职。

    各种祭祀、庆典‍‍‍‍‍‍‍‍‍

    作为州县官，杜凤治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进行朝廷规定的拜祭（如拜祭万寿宫、同治帝的祭奠、历代皇帝皇后忌辰的例行祭祀等），定期祭祀该州县入祀典的各个神庙，不属于“淫祀”的当地神灵也入祭祀之列。因此，只要杜凤治本人在衙门，每月朔、望，日记基本上有到各庙“照例行香”的记录。杜凤治还参与、目睹了各级上司的祭祀活动。日记对这类祭祀做了详略不等的记载，可为清代祭祀典礼研究提供系统的参考资料。

    这些官方的祭祀活动非常频密，现以同治八年春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的祭祀为例。当年元旦，作为知县，他“五鼓朝服率领同城文武各官诣万寿宫望阙叩首朝贺。更蟒服诣圣庙、文庙、武庙、天后宫、五路庙、真武庙、城隍庙、包公祠，衙内土地祠、灶神、仓神、五树将军各行礼”。这个月除元宵日的照例行香外，还有多位先帝先后的忌辰要祭祀。二月份的祭祀活动更频繁。初一日照例行香。初三日是文昌帝君圣诞，天未亮就到文昌庙率属祭祀。初五日，“寅正三刻起来，恭诣圣庙行释菜礼……予献至圣先师暨复、宗、述、亚四圣，正副老师分献东西两哲，典史、把总分献两庑。礼毕，二学官、捕厅又祀乡贤、魁星、土地神，未大祭，先祭后殿”。初六日，“黎明率捕衙、城守诣凤山堂借地恭祀社稷，又诣南门外沙尾东岳庙借地冲大门祀风云、雷雨、山川神祇，并祀城隍；又率捕厅祀包公及衙内土地、尊神”。初十日，祀天后，又祀明都御史、总督谈恺、王钫。十三日，春祀文昌帝君。十四日，春祀祝融火神。十五日，武庙关帝行春祭礼，照例各庙行香。廿四日，清明。廿六日，孝昭仁皇后忌辰。这些频繁的祭祀是清朝把统治秩序深入州县的重要礼仪，杜凤治本人也非常重视，为筹办和举行这些祭祀活动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钱财。

    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立下新规定，省城朔、望行香圣庙和文武二庙，官员皆须亲到，可见此前有些官员会缺席。当年正月十五，首县知县杜凤治寅初即起，到天后庙等候，然后四处行香。二月初一，也是如此。按惯例，初一先到文庙，十五先到武庙，文武庙由总督、布政使轮流去，按察使、盐运使、粮道、广州知府等则分别到文昌庙、天后宫、城隍庙、龙王庙，两首县知县就到风火神庙。省级高官往往不亲到，委员代理，但重大祭典，高官也到。当年因为万寿宫新维修，二月初一祭祀后，瑞麟还率省城大小官员到此恭听圣谕。二月初三的上丁祭，恰好又是文昌圣诞，由总督主祭圣庙，布政使主祭文昌宫。初四日总督主祭东门外神祇坛，巡抚主祭西门外社稷坛。

    然而，瑞麟的规定并未改变官员缺席祭祀的情况。如光绪三年七月十五日照例的三庙行香，总督刘坤一、布政使杨庆麟都告病缺席，很多官员也都以各种理由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