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日记中的日常活动：在广东频繁祈雨(2)

    日记多次记载对南海神庙的祭祀。南海神庙位于省城东南80里处（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每岁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南海庙，主祭官具蟒服，行二跪六叩头礼……每年十月内，巡抚择壬日照例致祭一次”。但存世的南海神庙文物、文献对南海神庙的例行祭祀记载很少。杜凤治的日记记下，每年八月的例行祭祀，“照例应藩宪往承祭，番禺随往陪祀”，但布政使有时也委托广州府理事同知或广粮通判代祭。日记提及巡抚蒋益澧、张兆栋乘船往祭南海神。同治十年，瑞麟兼署广东巡抚，十月到南海神庙祭祀，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陪同，日记用了1200字描写自己随祭的经历。因神庙外河道水浅，南海、番禺知县事先令在泊船处搭成浮桥九十丈，仅这座浮桥就花费了二三百两银子。瑞麟乘轮船，预祭的文武官员提前乘船到庙外河道停泊等候一夜。等次日瑞麟到达，登岸进庙拜祭，行三献礼毕，瑞麟先回船返程，其他各官也乘自己的船回省城。

    官府还有不少临时性的祭祀、祈禳。例如，同治十一年三月，广州一带天旱不雨，总督瑞麟及一干官员连续多日祈雨。先是十二名幼童，“念两经，设大八仙桌两张，按八卦摆列，用五色旗帜八幅，亦按八卦，令幼童执旗，按方位站立、参互行走”，司、道、府、厅各官到大佛寺看幼童演练。本来，番禺知县应到龙王庙井中恭请圣水（白云山龙王庙在番禺境），但其时番禺知县胡鉴不在省城，杜凤治代替胡鉴于三月初七日晚上打火把前往白云山龙王庙井中取得圣水。初八日天明，瑞麟及以下文武各官到城北观音山龙王庙，杜凤治把圣水瓶安放在大殿的香案上，瑞麟率领各官三跪九叩，十二童子念经走旗，少顷又读文告，僧道唪经，整个祈雨祭祀花了大半天。此后仍未下雨，各官又在东门外神祇坛祭祀云雨风雷、名山大川、本境城隍之神，并下令禁屠宰三日。十六日下雨，但不多，瑞麟及各官乃步行到神祇坛祈雨。有官员献议“蜥蜴祈雨之法”；有人又说观音山五层楼新维修，“全壁皆红色，且新，此系坎位，火气过重，早言必有旱灾”，提议在五层楼“设坛建醮诚祈，并竖一黑色旗，上画一白圈，取天一生水之义，三日内必有雨也”。杜凤治就设法找到蜥蜴、童男，在城隍庙祈雨，藩、臬等高官再上白云山祈雨。上下折腾不已，到三月二十四日后，终于等到连降大雨。其实，广东春旱不可能持续很久。官场连续的祈雨活动，可以反映出官场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水平。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一（1872年6月6日）发生日食，督、抚、司、道、府“各衙门延僧道鸣鼓救护，初食，出大堂对日行三跪九叩首礼”，杜凤治也虔诚地参与。他从《瀛寰志略》等书得来的有关太阳、地球、月球的新知识，并没有使他对祈禳仪式产生怀疑和提出异议。

    杜凤治在广东续弦的妻子陶氏是生长于广东的浙江人，“粤人信鬼甚于江浙，即一小家、一小铺、一破船，每日烧香无算。在衙门、公馆，恭人敬奉神鬼。然粤人风俗，门有门官，檐有‘天官赐福’，神厅除‘天地君亲师’供正中，左为财神、右为历代昭穆宗祖外，正中桌下供五方龙神、地主贵人。至于灶神，则家供奉、普天同之者也”。杜认为“粤中所祀，尚存古礼”，回到浙江家乡后，仍让陶氏按广东风俗祭祀。

    男花旦与“女档子”

    在官府、民间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演戏活动，自然会形成行业并有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戏剧演员虽然给官、绅、民带来很多欢乐，但他们本身，甚至戏剧行业组织的主持者社会地位都很低，演员（优伶）与娼妓、皂隶、狱卒、仆役等都被视为贱民。因此，在典籍中有关清代戏剧演员的记载不会很多。杜凤治的日记则记下了咸、同年间广东戏剧演员的一些有趣片段。有些演员因演技高超已颇有名气，如尧天乐班有三名旦角，“一名立新仔，一名立德仔，一名新英银，为班中翘楚，演唱揣摩出色”，在演出时赢得各官称赞。但这三个演员是男是女、姓甚名谁杜凤治都没有记下，大概也不关心。

    光绪三年，杜凤治审理了大绅伍子猷与翠山玉班头牌小旦（男伶）刘亚苏的一宗讼案。刘亚苏又名刘苏，自幼卖身伍家，是伍家蓄养的优伶。由于演技高超，每年戏班“工价”达2500元。伍家称：刘亚苏出名后沾染奢侈恶习，挥金如土，“工价”不足其挥霍，伍子猷“已为向班主蔡南记借银两次共五千五百元之多”。而刘亚苏则想脱离伍家“自立场面”。伍子猷一怒之下把刘亚苏捆送南海县丞衙门（南海县丞与知县不同衙），后又解送到南海县。杜凤治对“簪缨世族”的伍家“蓄养优伶”大不以为然，且估计刘亚苏原先的大部分“工价”其实是被伍家收取；但又不能不给伍家面子，只能采纳伍家为刘亚苏向班主借银的说辞，判决刘亚苏承担这宗巨额债务。但刘亚苏肯定拿不出，就责令刘亚苏继续在翠山玉班演出，每年“工价”的一半赡养母妻，另一半用于还债，逐年扣还。另外判罚刘亚苏3000元，作为离开伍家的身价（因顾及伍家身份和体面不便明言是身价）。但杜凤治的判决又说明，刘亚苏赎身后并非卖身给翠山玉班，还清债务后可以离开翠山玉班到“工价”更高的戏班演出。判决后，翠山玉班的司事立即代刘亚苏缴交“罚款”。因为刘亚苏在香港也“红极”，缺演一次就要罚一二百元，所以戏班要把刘亚苏保出让他尽快赴港演唱。

    杜凤治的判决其实是对刘亚苏有利的：允许立即保释继续演出，又允许刘亚苏赎身，还允许刘日后可以选择“工价”较高的戏班，不排除有喜爱刘亚苏的官绅背后为他讲情。刘亚苏本是奴仆兼优伶，社会地位属于最底层，但因演技出众，受到广泛欢迎，每年“工价”竟远高于官府高级幕客的脩金，高于南海知县俸禄与养廉之和，也高于一些州县官的实际收入。

    刘亚苏是男旦，但其时已经有不少女演员，有女演员的戏班称为档子班。不少官员还对档子班情有独钟。同治十一年正月，海关监督崇礼设宴演戏请客，客人以旗人为多，“亦演外江女档子班”。几天以后，一干府县官员回请崇礼，由两首县操办，“各班女档均叫来，所演两班，一连喜班，一福升班，女档中以小环、连好、胜仔为翘楚”。崇礼夫人和他本人分别于六月廿一、廿二生日，为庆双寿，“每年必演档子班请各官”。就连“大有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之概”的刘坤一，光绪三年八月廿六日也“忽传男女档子班晋署演剧，至三更方罢”，此前刘“从未叫女档子进署”，曾问身边的门上、巡捕请档子班进署演出会不会让人闲话。似乎瑞麟、崇礼等满族高官对档子班在衙署演戏比较不介意，刘坤一则有点担心影响其一省表率的形象，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档子班的吸引力。

    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不久，同方功惠（柳桥）到前任南海知县陈善圻（京圃）家看戏，日记记下了一段有关女演员的细节：

    班中男女皆有，即档子班，女孩子为多。有女妓安仔者，年长矣，向有微名，唱老生戏，京圃、柳桥诸君欲伊唱《辕门斩子》，安仔不肯。京圃唆予与言，且言南海杜大老爷昨封卫边街一大屋，你亦居卫边街，不怕得罪大老爷封屋乎？安仔遂无言，《琴挑》《山门》毕即演《辕门斩子》，果然名不虚传。

    陈善圻曾任南海知县，与安仔地位悬殊，从日记描写的情景看，两人似乎熟悉，可以开点小玩笑，而且陈善圻还知道安仔的住处。安仔在陈善圻面前任性了一下，但对不那么熟的杜凤治还是有点怕，毕竟南海知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演员和戏班的命运。从“安仔”“胜仔”这类艺名，也可猜测女演员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艺名不至于如此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