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江青插手解放军报杀气腾腾搞文革(2)

　　通过这些来信、来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工农兵对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从来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对在这条黑线影响或控制下所拍摄的影片，是坚决不批准的。他们对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嗅觉很高，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看得最清，分得最明。《抓壮丁》刚刚出笼，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株毒害人民，尤其是毒害年轻一代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并且立刻写了批判文章，表现了与毒草誓不两立、决不调和、坚决斗争的精神。他们较之一些所谓“文艺评论家”要高明得多。在文艺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兵广大群众这支主力军的积极参加，要取得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条按语的基调当然也是来自《纪要》，但它同时也是我读了两封来信后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广大工农兵群众当年“满怀激情、理直气壮”地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只不过同我当年所写的那条按语一样，都是那个年代“左”灾泛滥的产物，发表之后，又对“左”的狂潮起了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的作用。
 

　　在“左”的狂潮中，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批《抓壮丁》时，诬称影片“掩盖了阶级矛盾”，“丑化了劳动人民”，“为地主阶级鸣‘冤’叫‘苦’”，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批《红日》的“罪状”是：“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丑化和严重的歪曲”，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恶毒地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批《逆风千里》时则进一步说：“它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影片编导者刮起的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在这一片“左”的鼓噪声中，军内外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老红军陈其通，在40年代因为曾参加过《抓壮丁》的演出，1962年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透骨的解剖》评论文章，宣扬过《抓壮丁》，此文就被作为“反动戏剧纲领”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重点批判。《红日》的编剧瞿白音1962年在《电影艺术》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电影问题的创新独白》，在批判《红日》的同时，也将这篇文章拉出来，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纲领”进行了重点批判。在整个大批判中，党的“双百方针”没有了；在文艺评论中，一贯提倡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棍棒飞舞，乱扣帽子，狂妄武断，把艺术问题随意说成为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不实之词，耸人听闻，而且完全剥夺了受害者的申辩权力，给文艺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奉命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三家村”开火】
 

　　当代研究“文革”史的一些著作，在记述“文革”初这段史实时，差不多都要提到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篇文章的攻击目标，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刊登这些作品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兼及并没有发表这些作品的《北京日报》。邓拓是当时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有的著作说，高炬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其口气之大，出言之不逊，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的调子却很高。
 

　　高炬何许人也？多年来传说纷纭。有的说是“江青的写作班子”，有的说是“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还有的说是“江青的化名”。其实署名高炬的文章乃是军报的几名编辑奉命写的。“高炬”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简称“高举”之谐音，是在那个“高举高举再高举”的年代，由军报领导人挂帅撰写重点文章使用的一个笔名。在此之前，批影片《兵临城下》时一个整版的压轴文章：《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使用的就是“高炬”这个笔名。
 

　　把“高炬”说成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乃至是“江青的化名”，也是事出有因。高炬的文章发表后，江青有一次在红卫兵面前自我标榜，说高炬的文章是她写的。同时，高炬的文章，当年也确确实实是江青、康生等人布置军报搞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三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批评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批《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并说，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善于看风向、摸气候、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的康生，抓住这三次谈话精神，大作文章，导致了中央书记处从4月9日开始对彭真的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4月16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和有关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就《前线》杂志曾经发表过《三家村札记》、《北京晚报》曾发表过《燕山夜话》作了检讨。这些文字见报的当天，康生、江青却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是“舍车马，保将帅”，并立即通知各报不得转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康生、江青等人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指令军报撰写批“三家村”的文章，重点批邓拓的《燕山夜话》，并将《红旗》杂志林杰等人早已编好的《〈燕山夜话〉摘编》交给军报，指令和军报的文章同时见报，并交代军报批《燕山夜话》的口径应和《〈燕山夜话〉摘编》及其配发的编者按语保持一致。这个指令下达后，谁敢不照办、不紧跟？文章奉命写好后，康生、江青却又交代：“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直到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揭开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指令军报于5月8日将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发表。同时还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的林杰等人编的《〈燕山夜话〉摘编》及其所加的编者按语。
 

　　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高炬的文章才敢于断言：“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高炬的文章按照《〈燕山夜话〉摘编》定下的调子，给《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它的作者，加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说“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极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
 

　　在军报发表高炬文章的同日，《光明日报》刊出了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摘编》，也配发了编者按语，与军报的高炬文章和《〈燕山夜话〉摘编》及按语相呼应。事隔两天，即同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国各报立刻转载。同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从此，报纸上向“三家村”开火的炮弹越来越密，全国各地，炮声隆隆，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不实之词耸人听闻，只许攻者说有，不许辩者说无，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奇冤大案就此铸成。
 

　　这里应当提一笔，当年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的几位负责人，以及大力贯彻《纪要》精神的《解放军报》，最终也没能逃脱十年浩劫的厄运。事隔不到一年，即1967年1月4日，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就被林彪、江青一伙，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文革”初在舆论导向上曾发挥过所谓“先锋作用”的《解放军报》，也被林彪和江青指使的造反者扣上了“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歧途”的“罪名”，把社一级的领导班子推翻，大批编辑记者和中层领导干部被揪斗，被作为“旧班底”、“旧势力”和“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成为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前奏曲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