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写照：刘少奇从接班人到被斗致死(图)(3)

　　1961年5月2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而让全国人民感到有点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走进了当地的群众当中。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而刘少奇在长沙。这也是他阔别故乡40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老家。
 

　　回老家，是为了调查当地的情况。尽管毛泽东没有接受彭德怀的批评，但他也确实感受到了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在1960年年底、1961年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地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
 

　　黄峥：毛主席这么一说，他就认为自己作为党内第一副主席，应该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觉得到湖南他的家乡去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那边还有些熟人，口音也比较相通，到那里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所以他选择了回湖南农村老家。
 

　　1961年时的湘南已经遭遇了连续8年的旱情，艰苦的现实亟待人们寻求解救之道。刘少奇也同样怀着急迫之心而来。到了湖南以后，他并没有先回故乡宁乡县，而是先到了长沙郊外的两个地方考察，一个是人民公社的模范天华大队。另一个就是听上去气魄惊人的万头猪场。
 

　　许永福(曾任刘少奇的警卫)：去的时候，他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和要求。第一，要坐吉普车下去，不坐轿车；第二，要穿便衣；第三，不要叫他刘主席，而叫刘队长；第四，不要麻烦下边的领导同志和群众，要自己做饭吃。
 

　　易凤葵(曾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他去了天华，在那里搞了18天的调查，发现天华作为(当地情况)最好的地方，当时也吃不饱饭，每一顿饭(平均每人)只有2两6钱3毫，3两米都不够平均，所以老百姓吃不好。
 

　　许佩珉：有一天，他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后山上去到处看，看见一堆粪，就用棍子挑开。看了之后他说，这堆粪应该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都把好些的东西让给小孩子吃，那如果粮食够的话，从小孩子的粪里就可以看到粮食，比如吃了老玉米什么的，大便里就看得到。结果这堆粪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就是几根纤维，所以他晓得这里粮食很缺。
 

　　实地考察的情况让刘少奇大为震惊。这和汇报给中央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事先设想过这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情况仍让他深感浮夸瞒报问题的严重。更让他惊异的是，当他来到著名的万头猪场时，却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万头猪场里只有两头猪。
 

　　震惊之后，他在这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会议的参与者不仅有当地的领导干部，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农民们。
 

　　姚力文：这样一谈家常，那些老农民什么话都说了，说这几年来粮食少了，人吃不饱，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猪都不怀崽了。妇女的两个乳房也都瘪了，就是“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困难到了这个程度。
 

　　这次走访让刘少奇的心情无比沉重。在告别了这两个地方后，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再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
 

　　重回故里，刘少奇的心中充满着怀念。
 

　　许永福：在这几天调查当中，他的情绪一直不高，很沉闷。到他家的头一天高兴起来了，像向导一样给我们讲解说这是我们家，我从小住在这间房，我妈就住在那间房，那一间是放粮食的，那一间是放工具的，一一给我们介绍，最后住在他母亲的那个房间里。这么多天没看见他这么高兴过，那天是因为回到家了，40年没回家了。
 

　　但回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刘少奇心里清楚，这并不是一次充满欢欣、衣锦还乡的归乡之旅，而是来调查情况、处理问题的。于是，回乡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座谈会，听听乡亲们的说法。
 

　　欧凤球(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那天下午还出太阳，阳光很好。太阳照在那里，他戴着蓝帽子，把帽子摘了，头发是白白的。
 

　　萧普刚(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同志讲：“我多年没看见你们了，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那时候生活也很困难，刘少奇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大家回答：“过得好，过得好。”
 

　　“过得好”，三个字说出来容易，让人相信却很困难。看着这帮衣衫褴褛、面露菜色的父老乡亲，刘少奇怎么可能相信他们真的过得好？顿了一顿之后他说，我想要听真话。
 

　　黄仁和(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说同志们，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来了解农村情况，希望你们讲真话、讲实话。
 

　　欧凤球：我就回答主席：“公共食堂还是好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饿肚子。”主席说：“你大胆地、如实地讲，不要怕。”他还说：“如果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
 

　　刘少奇的鼓励让大家逐渐放开手脚，各个把自己心中所想都说了出来。这些汇报让刘少奇了解到，当地确实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大跃进”的政策，但人们的生活也确实更加贫穷和艰难了——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思索当中。
 

　　一面思考着，刘少奇又来到多年不见的姐姐家。
 

　　萧普刚：带了5斤米、2斤白糖、2斤饼干、9个咸蛋，作为国家主席看他40年没见面的姐姐(的见面礼)。少奇讲：“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他姐姐就跟他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
 

　　“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这就是“大跃进”之后，国家主席的姐姐对自己的亲弟弟发出的疑问。来自至亲的疑问让刘少奇心中格外难过。更让他难过的是，一年后，姐姐来信说姐夫病重，想吃点猪头肉，于是刘少奇让妻子给姐姐家寄了点钱，可没过多久姐姐的信中又说，姐夫在吃了猪头肉之后，因为体质太虚弱，肠胃根本无法消化，暴病猝死——这当是怎样的贫瘠，才会承受不起一点点的荤腥？
 

　　他的心中，翻江倒海。
 

　　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当时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认同了刘少奇等人的调查，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反思。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最近3年就是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随即在1962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刘少奇主持撰写了中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他对执笔人谈了自己的意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既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中共中央于1958年提出的施政口号，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要明确问题所在。他在最后归纳道，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党内斗争过火，党内民主不够。
 

　　报告完成后，刘少奇交给毛泽东过目，随后在大会上发布。
 

　　黄峥：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觉得时间比较紧，就不要在大会上念了，把它发下去作为书面报告，另让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做一些口头发挥。刘少奇觉得这也可以，后来就这么做了。
 

　　许佩珉：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一摊出来)，上下都很震动，因为完全同原先(的结论)相反。这是农民、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情况，他要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在这次因情势紧迫、问题重重而扩大范围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小时的口头报告，坦诚地通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随着他的发言，大会的讨论气氛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国家的建设已经出了问题，急需调整工作方法；尽管所有人都真诚地检讨，表示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但七千人大会却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这次会议成了之后十几年里中国政治大变局的序曲。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在大会上隐隐显露。两个人在对当前现状的认识、对今后路线的把握上均有不同意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更让一些人找到了可乘之机——在接下来的运动中，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招牌，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1966年3月到4月间，刘少奇率团出访中亚三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就在出访结束返回昆明后不久，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急电：速回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刘少奇4月20日到达杭州时，会议已经开到了第五天，此次会议主要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没有反对发动“文革”，但对此也接受得非常勉强。他始终认为当前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上，但在复杂的局势之下，他也只能尽量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顺势而为。
 

　　但“文革”的狂潮猛然掀起，此后的走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刘少奇被打倒了。与毛泽东的分歧让他失去了主席的信任，也让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不断地将污水泼到他的头上。批判、检讨随之而来，而残酷的批斗也终于冲破了刘家的大门。汹涌的人潮高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内刘少奇一家的住所，一面大骂阻止他们进入的哨兵是“保皇派”，一面在四处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和妻子被拉出来站在院里，三十多个人围着他们，喊着口号进行批斗。
 

　　此后，对于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归纳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这样的诬蔑让刘少奇格外愤怒。很快他就写出了应对这些质问的答辩，但这份材料却在几个小时后就被撕得粉碎。
 

　　就在此时，一个更恐怖的消息向他袭来。
 

　　刘亭：4月9日，平平从中南海外面回来，说听说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要批斗我妈妈王光美。当时我爸爸一下声音就提得特别高，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这个我来负责，为什么让光美代我受过”，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怕见群众吗？要批要斗应该批我”。
 

　　后来我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就是他头一次这么点名地说了——“但是我在党内是讲原则的，从来没有搞过阴谋诡计”。然后一转他又说：“将来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和恩格斯一样。我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们要逼着我当反革命我也不会当，我一生也不会反对党、国家和人民。”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当时我们完全被惊住了。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预感到了未来的残酷性。他的心中很痛苦，看着事态一步步癫狂，他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看着老战友、老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打倒，他却无力保护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忍受折磨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理念，说真话，讲事实，不屈服。
 

　　但内心的苦闷却一天天地加重了。
 

　　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家人遭受的待遇。尽管同在一个院里，他却被和家人分开关押，无法相见，也不能互相照顾。他和妻子只能在被拉到院中批斗的时候见上一面。
 

　　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妻子王光美被捕入狱，孩子们则被赶出了中南海，分散在各地。相伴二十载的夫妻被迫放开了紧握的双手，从此再未相见。
 

　　批斗、物质贫乏、离别、苦闷、病痛，这些都让刘少奇的身体越来越差，然而病重的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他在病痛中等待着时局的好转，但等来的却是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次被造反派全然把持的会议上，他被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开除党籍。
 

　　得知这个消息的刘少奇愤怒了。此时的愤怒已不具有反抗的能力，他从此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
 

　　他的病情也在沉默中越发严重。最终，冤屈和病痛夺走了他的生命，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小院里离开了人世。
 

　　他留给了世人永远的沉痛和遗憾。但或许对刘少奇自己来说，一切的风雨都已在他胸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已对一切苦难和挫折都看开了。
 

　　刘亭：我爸爸妈妈要分开的时候，我爸爸第一次帮我妈妈收拾行李，然后他俩就面对面地坐着。我爸爸忽然说了一句：“咱们怎么跟等着要上花轿一样？”说着他们俩就笑了。后来通知要批斗他们俩的时候，我妈妈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这次我们俩就真要分别了。”我爸爸就最后给她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文革”的风雨过后，刘少奇很快得到了平反，在1980年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会议专门通过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将彻底平反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
 

　　同年5月19日，按照他的愿望，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了大海。
 

　　刘少奇跌宕的一生结束了，但人们对他的敬仰和怀念却不会停止。他的经历会提醒后人不再重蹈覆辙，而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德更值得后人反复学习。这八个字是他当年题写给柳亚子先生的，却也是他一生风貌的真实写照，从早期参加革命、创建根据地，到参与创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刘少奇一直是党内不断试图修正错误的人。而直到他生命的终止，他也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坚持。
 

　　2008年，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2009年，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这八个字被再次高调提及，并出现在之后的党内文件中，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刘少奇虽然远去了，但他的精神却被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们继承着，他也将以这样的方式，永远活在中国的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