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写照：刘少奇从接班人到被斗致死(图)(2)

　　而这个名头却让他感到很不习惯。
 

　　黄峥：他身边有一个秘书杨俊，开会回来进刘少奇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在门口喊：“委员长。”刘少奇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装作没听见，头也没抬。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声音说“委员长”，刘少奇还是不理。杨俊又叫了一声后，刘少奇的头抬起来了，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你不感到别扭吗？”弄得杨俊很不好意思。
 

　　后来刘少奇还专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党内，只有三个人(以职务相称)，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因为多年来大家都那么称呼，已经习惯了，可以不必改。但对其他人都应该称‘同志’。我们党内有一个好习惯，互相不称职务，一律称‘同志’，在我们这里还是照旧。”所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包括他的部下都直呼他“少奇同志”。
 

　　之后的工作愈加繁忙。1955年，为了写好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以期切实调查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这个汇报座谈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月，他先后听取了三十多个部门的汇报，搜集资料、总结问题、提出要求，刘少奇的工作堆积如山。
 

　　他也从这些事实资料中，准确地判断出了国内当时的社会形势和主要矛盾。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作了政治报告；在闭幕式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黄峥：一批秀才起草了一个关于八大报告的决议的稿子，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
 

　　姚力文：在这个矛盾基础上就确定了，要把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调动一切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来看，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次大会。
 

　　195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崇高的地位并没有让他的家人从此飞黄腾达，过上“皇亲国戚”的日子。相反，地位的提升给他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责任。
 

　　刘亭：我妈妈从跟我爸爸结婚以后，我爸爸就没许她长级，她就一直是17级(相当于科级干部)，所以钱很少。我爸爸(工资)好像是四百多块，我妈妈是一百多块，但我们还要负担好多亲戚的费用，所以最后我们家——几个小孩加上我外婆，实际用度是一百多块。因为从8岁起我爸爸就让我管账，所以我比较了解。
 

　　许佩珉(曾任刘少奇的保健医生)：1959年4月他当选国家主席，工作人员大家都很高兴，但少奇同志的表情却相当严肃，而且沉重。
 

　　马傅忠(曾任刘少奇的警卫)：1959年当国家主席之后，他跟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特别忙，每天晚上都工作到两三点，很少在2点以前休息。晚上12点多，我们把他中午剩下的饭装在饭盒里，搁电炉子上一热，就是他晚上的一顿饭。
 

　　由于长期劳累，此时已年逾花甲的刘少奇身体开始吃不消了。1959年春天，他肩周炎发作，剧痛难忍，常常从睡眠中疼醒，不能安眠。
 

　　许佩珉：他身体过去就不太好，过去有结核，胃和牙齿也不好。当时条件也差，他又长期在紧张和劳累中工作，所以肩周炎犯了。先开始是一边肩膀犯病，后来另一边又犯病了，专家会诊给他治疗了一阵也没什么好转。所以在1959年七八月，开会的时候他都垫着一个枕头，因为胳膊摆久了稍微动一下，会一下子痛得很，连衣服也穿不上。少奇同志也感到很烦，晚上睡觉睡久了就疼，疼以后就醒，相当痛苦。
 

　　病痛让刘少奇很是困扰，经过专家会诊后仍是没有改善，保健局局长因此几次报告中央，建议他去疗养，他却一直没有同意。但10月的一天晚上，当许大夫再次劝请他去南方疗养时，他竟然同意了。
 

　　11月1日，刘少奇一行乘飞机到了海南岛。让许佩珉没有想到的是，刘少奇竟是把这次疗养当做了一次读书和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的机会。他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广州，视察当地情况。
 

　　许佩珉：他又上广州开会，而且上山去看，思考怎么把粮食(产量)提高的问题。他看见了橡子树，可以把橡子打下来晒；也看到了木薯，它可以打粮食。因为内地没有木薯，他首先就问清楚产量是多少。橡子磨成的面他也要尝一尝。
 

　　这中间还有个事，他尝面的时候我提出，在少奇同志吃以前最好我们自己也去吃一吃，看看到底有毒没毒，因为当时他一说(要尝)，厨师马上给他蒸，蒸好马上就吃，我觉得很不放心。但这件事后来有人说是我在批评他，其实不是。
 

　　刘少奇在南方汲汲寻求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正是中国陷入大饥荒的时候。饥饿狂潮席卷了整个中国，每个人都感到腹内空空。刘少奇一家也不能幸免。
 

　　刘丁(刘少奇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挨饿，这些中央首长们的定量都在往下减，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的定量。一开始还是比较照顾孩子们的，最早在北京101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月定量36斤，还够吃，后来就要求自报公议，自己报数字，大家公议这个定量合适与否。一共报过3次，3次都减定量，最后我的定量减到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
 

　　姚力文：康大姐(康克清)看到了就说，小孩正在成长，吃不饱不行，看能不能让他每周中间回来一趟。结果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他跟大家一块挨挨饿，挨挨饿有好处，长大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这也反映出他的内心有多痛苦，他又是二把手，很多事他不能随便流露的。
 

　　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此前进行的“大跃进”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众人的反思，这一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陈述了他的看法。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这封意见书也被他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这让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他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许佩珉：庐山会议因为是党内高度机密，我们不了解，但当时觉得气氛很紧张，因为少奇同志一直面无笑容，很严肃。
 

　　黄峥：我认为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比如他去找胡乔木(主管文字、文化工作，当时中央很多重要文件由其起草)，说你们纠“左”的文件还应该继续写，但后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彭德怀受到批判后)刘少奇还建议过，说把批判彭老总右倾的文件控制一下，不要层层传达下去，只在高级干部里传达就行了，不要打断下面纠“左”的进程。这后来也没得到实现。我觉得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全党形成了决议以后，他也不得不跟着走。
 

　　姚力文：从少奇同志来讲，他心里还有一个思想负担，就是团结的问题。如果党分裂了，那就真危险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党内的政治气氛，从这时起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只是尚未形成风暴。刘少奇也仍然站在毛泽东的身边，积极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的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标准像。两位领袖亲密无间的情貌，传扬在各地。
 

　　刘少奇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黄峥：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到中国来访问，他就有意地问毛泽东：“你的继承人是谁？国内外都很关心，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毛泽东就说：“是刘少奇，这在我们这里是很明确的。”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谁？是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就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
 

　　“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