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女儿：毛泽东江青结婚有条件 江十年不参政(3)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任远芳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信中父亲告诉任远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告知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

61年后，任远芳用了若干个第一次来回忆当时接到来信时的兴奋。“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

任远芳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1949年12月初，组织上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任远芳在国际儿童院老师带领下来到疗养院。“真正面对父亲时，我不但老躲着他，不敢接近他，并且连‘爸爸’这两个字都叫不出来。”

任远芳在父亲身边才呆了一天，就提出要回国际儿童院。父亲并没有舍得放她回去。“当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后，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

1946年夏，任弼时夫妇和刚从湖南来的大女儿任远志（左一）、二女儿任远征（右一）在延安团聚，怀中抱着的小男孩是儿子任远远。（来源：资料图）

父亲“得罪”江青，任远志夫妇被捕

坐国民党的监狱时任远志还小，母亲在监狱里抱着她，坐了半年多，当时的情景只能听妈妈回忆。而“文革”期间的四年多监狱生涯，任远志永远难忘。

“‘文革中’，江青诬蔑我母亲是‘寡妇集团’的团长。就关了我和我丈夫白世藻。我妈妈、妹妹他们也想关，但是找不到理由。”任远志以“特务”的罪名被关了四年零八个月。

“我当时在解放军报社，正好我管一个车间。有一天，陈伯达和江青一块儿到解放军报社，我们车间的工人同志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想跟江青提出一些问题，就把她给围起来了。后来我就去解围，解围以后她上了车，我还说请您代我问毛伯伯好。她突然停下车，把一个处长叫上去，她说任弼时、廖承志、李富春、贺龙都是坏人，任远志是特务。说我是特务，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写了个逮捕证，半夜里他们翻墙过来把我抓走了。”

任远志后来回想，江青可能是很早就想整治自己了，“当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我爸爸他们都不同意，后来同意了，但是加了一个条件，要求江青十年内不准参政。还有一次是在延安的时候，江青要买羊毛大衣、要用布做棚子挡太阳，当时我爸爸负责这些事，他没同意，他说前方战士连衣服都没得穿，你不要太那个了。”此外，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掀翻了桌子，最后由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他们整我的时候，让我去收拾一间房子，房子里摆了18瓶敌敌畏，我都数得清清楚楚。故意摆到那儿，故意让我来扫这个房间，看守员故意都不看着我，就让我去扫，这不是故意让我死吗？因为他们整了我半天，也没找到我的问题，我没反党，没反毛主席，他们就希望我自己喝一点儿敌敌畏死了，那就可以说是畏罪自杀。”

任远志和丈夫被关在德胜门外白庙，在监狱里每天吃窝窝头和咸菜，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点面条和米饭吃。

林彪外逃事件后，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得知这个消息后，白世藻在狱中给周总理写信，申诉自己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周总理及时批复了这封信。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亲自派人到监狱里把白世藻接出来。“白世藻出狱后，才知道我也在监狱里，于是又写信给叶帅，为我申诉。”

1972年，任远志被释放。尽管重获自由，但任远志从60年代到90年代，都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一直到1992年正式离休。

任远志谈父亲：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

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任远志自述：三姐妹特别亲密

我们姐妹3人出生在战争年代，成长在苦难之中，很早就失去父亲，从小相依为命，感情一直十分融洽。远征生在草地，性格倔强，母亲给她起的小名叫“蛮子”，但她做事干练，心地善良，虽然她的职务比我高，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仍旧很尊敬我。远芳是从苏联回来的，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许很难改变，好像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似的，说话办事单纯、直率，称呼我时，还娇嗲地“接接（姐姐）、接接（姐姐）”地带着俄文腔。两个妹妹对我都很好，有关家庭的大事，都征求和尊重我的意见。在我落难的时候，她们轮流帮我照顾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