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扶植红卫兵初衷：并非只为打倒刘少奇

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作者：曹宏，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由学生而起，自天安门广场而始。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同样寄希望于青年学生，并且无独有偶地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大军。

讲到天安门广场的那8次大接见，要从“红卫兵”诞生始末讲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了对于青年问题的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全国各大报纸随即掀起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展开政治性批判的浪潮。这些在全国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充满政治热情和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广大青年，都在思考着如何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的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刮起全国“文化大革命”飓风的风眼。处在这个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极富政治敏感和冲动。他们一般都是解放前后出生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反右”斗争、中苏论战、“四清”运动，使他们初识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并在思想中积蓄着对投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渴望。这些青年们认为，只有真正地投入“反修防修”斗争之中，像传统教育中的烈士和先辈那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能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和人生价值。正是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

1966年5月，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似乎也随着夏季的到来而逐渐升温。一部分学生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视为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当时，北京各个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心浮动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中共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形势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都似乎感到了什么，又都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果然，在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颠倒黑白地攻击北大校党委，并且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北大党委组织反击。两派观点不一，由辩论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进而引起推搡与扭打，上述大字报的七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全文。这张大字报开了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恶劣先例。

同日，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牛鬼蛇神”，声言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3天后，即6月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从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京大学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各级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这一时期，在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年级，一些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同学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一起，就学校内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议论、分析。据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卜大华回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高中学生。5月初，他们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而与校方形成对立。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学生，并且严格规定，每天下晚自习后立即回宿舍，不许串联聚会。

但卜大华他们却没有就此止步，每天下晚自习后，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些高干子弟们，已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共上层的消息。所谓的“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小道消息使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百般地警惕起来。5月1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看似偶然，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实现的。

“红卫兵”组织不胫而走，迅速出现在北京各个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上冲杀过来。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

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