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被打倒内幕

发布: 2012-05-24 09:52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1981年11月8日,徐向前八十寿辰的留影。
 

  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地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待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待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日“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萧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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