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被打倒内幕

 

　　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地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待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待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日“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萧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