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被打倒内幕(3)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入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辟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
 

　　“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口，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担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名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做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已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忧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