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存在4个月：揭秘空前绝后的中共留守中央(2)

       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4月中旬开始，就六大代表的出境时间、路线、方式和安保等问题，开始作具体安排。中央机关以中央特科为主，汇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负责接待到上海的代表。4月13日，党中央专门派陕西省选出的六大代表张全刚赴天津，负责接待转送出境之六大代表。当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中，周密安排六大代表出境，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4月2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精神，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六大，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同志都要出国与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国内党的工作继续进行，会议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和罗登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组成留守中央常委会，主持国内党的工作。刘昌群主持共青团留守中央工作，并参加中共留守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中共留在国内机构的名称时，有人提出了“看守中央”、“中央留守处”、“中共中央国内部”等名称。经讨论最后认为，“看守”和“留守处”的含义太消极，不如直接明确地称“留守中央”，以表明这个中央仍是党的领导机构，还要积极领导党开展工作。最后，会议确认了“留守中央”这一名称。但发文、作指示仍用“中共中央”名义，而不用“留守中央”。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央机构的这一临时变动，没有通告全党。

       留守中央诞生了，但它并未马上履职。因为此时中央高层的领导成员尚未出国，他们又继续工作了几天。5月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留守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标志着这个机构正式运作起来。

       不久，周恩来、邓颖超化装成古董商离开上海，经大连、哈尔滨、满洲里，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5月上旬，瞿秋白及杨之华、项英、黄平、王若飞、张国焘、李立三、邓中夏、关向应、蔡和森、杨殷、刘伯承、夏曦等及各省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相继离开上海，经大连、海参崴赴莫斯科。至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5个常委中的4人均已赴苏，准备参加中共六大。

留守中央创造的业绩

       中共留守中央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加紧镇压，血雨腥风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积极开展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工作。

       关于党的建设。1928年5月2日，中共留守中央常委举行第一次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议讨论对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策略问题，认为对共产党政策不满的少数党员可能加入这个组织。党可以选派几个同志进去摸底，但要很谨慎。后来形成《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通告，于5月11日发出。认定在目前情况下，“第三党没有成为独立政党的可能”，事实证明它是反工农暴动，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走狗”。这次会议还讨论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与改造问题，决定由任弼时起草组织计划大纲。5月9日，留守中央常委会议召开，尚未离开上海的瞿秋白、项英等也出席。会议决定开除原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5月15日，留守中央听取蔡和森汇报北方党的状况，并决定由任弼时起草《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要求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发展与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第二天，留守中央又开会听取任弼时同浙江省委书记谈话的情况，决定改组浙江省委常委。会议还决定任弼时负责起草《秘密环境下党的组织工作通告》。在5月18日的留守中央会议上，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修改后，定名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发给全党。文件指出：“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军警侦探的破坏。”文件还强调：割据区域的党组织，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机关和负责同志，以防意外。8月1日，留守中央发文指出：要“改造健全党支部的工作”，“宁肯党员数量比较少，但质量必须渐次达到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此外，留守中央还对几个省委进行了调整。6月底整顿了顺直省委，派出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人，组成中央特派员机构，代行省委职权；7月2日，留守中央对广西省党部进行了改组，成立临时省委，直属中央领导；7月3日，留守中央开会研究江西、湖北、江苏等省委的工作，对组织机构成员作了调整。

       关于党的干部工作。党的干部是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保证。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情况下，留守中央对党的干部工作依然给予足够重视。1928年5月18日，留守中央在发出的通告中强调：提拔工农同志担任党的干部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其工作能力，不能满足于形式。这对于当时党内滋长的过分强调干部的工人成分和排斥知识分子倾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警示。另外，留守中央还对党的干部培养问题，提出重要建议。6月18日，留守中央致信共产国际秘书处，建议：（一）列宁学校中国部，训练党龄较长、工作经验较多的干部，有半年以上的实习，每期不超过30人；（二）取消中山大学后，东方大学设中国部，训练新进党的工农干部，学习时间较短些，人数扩大到100至150人。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基本上照此意见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关于军事工作。在战争环境下，留守中央对军事工作特别重视。5月25日，留守中央发出经过任弼时修改的《军事工作大纲》。大纲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深入，建立割据区域争夺城市的阶段，”“军事问题现在占了更重要的地位”。大纲规定：“割据区域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名义”，为使工农群众军事化，城乡应组织赤卫队。“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负责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省委、市委与暴动区的市委建立苏维埃军委，“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委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有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这个军事大纲不仅正式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名为“红军”，而且确定了苏维埃政府的军委同时即是党的军委。这一规定延续至今。6月4日。留守中央收到毛泽东5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后，遂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复信（即有名的“六四来信”）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粤赣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势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粤、赣四省交界暴动局面的发展”。同时还指示：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湘赣边界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除正式的的红军外，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这封重要的指示信，辗转至11月2日才到达井冈山。11月6日，毛泽东主持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的这封信。会议认为，除要求游击区域过宽、废除党代表等几项具体问题外，中央指示的“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6月20日，留守中央致信广东省委，针对东江红军实行冒险主义进攻，导致东江红二师惨重损失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红军要集中还是应该有计划分散到各乡，彻底创造乡村割据，这要看环境而定，不能死板的要集中一块，执行最后决胜负的战争。”

       7月3日，留守中央致信江苏省委，指示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要求“省委应组织军委或军事科，指挥士兵和赤卫队等工作”。

       7月10日，留守中央开会，讨论并通过关于兵运策略的通告，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发出。它指出过去兵运工作的缺点及错误；强调兵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兵运工作的正确方式。通告规定：“党的军委须有团的代表参加”，团省委市委县委可设军事科，但“须与党的军委发生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