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来有关部门查明，施芝英亦是安徽人，居住上海安澜路一条长长的里弄里的一幢楼房，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她家全是红木家具，其家底看样子不错。据邻里老人回忆说，她家曾挂有她20多岁时的一张大照片，引人注目。照片上的施芝英，年轻俏丽，光彩照人，身着高领旗袍，手腕上戴有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有猫眼宝石戒指，看上去像是富家女子。事过几十年之后，“文革”中人们才发现她的这幅大照片后面，还夹有陈独秀送她的一帧照片。1973年，她死于脑溢血。
这也许就是高君曼指责陈独秀“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吧！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到了武汉，十三四岁的陈虹来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有人说陈虹可能是个丫头。不过，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当时武汉反动报纸还登载此事，说陈独秀“拉屎不揩屁股”。
高君曼悉知此事，面对爱情不专一的陈独秀，岂能容忍，怎能不伤心落泪，心灰意懒！虽经汪孟邹多次劝解，仍然无法愈合，关系急剧恶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由于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和处分，一下子变得情绪消沉起来，由此一蹶不振，这标志着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一落千丈。同时，蒋介石又悬赏三万大洋捉拿陈独秀，于是，他不得不改名易姓为王坦甫，从沪上渔阳里秘密地隐居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谁料，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却又与同居一里的邻居、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搭上关系，直至相爱、同居。这使得高君曼气恨更加难平，愁肠寸断，与陈独秀大吵一顿，声泪俱下，感情彻底破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
“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我姐姐，又坑了我，毁了我高家。我忍无可忍，只得与你分手，独居南京，让你去寻欢作乐。”
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每月资助三十元。这样，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凄凉地独居南京娘家的几间破旧草屋，直至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过陈独秀一面。
含愤病死茅草屋
昔日的将门才女高君曼与陈独秀相亲相爱，冲破封建礼教和族人的歧视而结为夫妻，万没想到，如今却落下遭遗弃的凄凉结局，这怎能不使她伤心惨痛，悲愤忧郁呢？在举目无亲而无经济来源的六朝古都，开门便要钱，一个弱女子怎样生活下去呢？同时，她又是蒋介石悬赏捉拿的陈独秀之妻，在国民党心脏之地的白色恐怖下，她如同惊弓之鸟，惶恐万状，事事处处不得不谨小慎微，不敢轻易露面，整日闭门谢客，甚至与邻居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一次夜间查户口，破旧草屋的门被敲得“咚咚”响。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得她心惊肉跳，两个孩子吓得“呜呜”哭泣不止。她以为特务上门来抓她，一时惊恐得束手无策，只听外面厉声吼道：
“快开门！不开，就踢门啦！”
“臭娘们，窝藏共产党！”
她只得战战兢兢地去开门。门一开，只见几个警察手持长枪，一脸凶相，打着手电筒，里里外外翻查一番后，问道：
“你家几口人？”
“三口。”
“那两个孩子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女儿和儿子。”
“那你男人呢？”
“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
“你干什么事？”
“失业。”
“臭娘们，你听着，不得窝藏共产党，窝藏者要坐牢！”
“是，是，老总！”
“家里来了人，要报户口！”
“是，是，老总！”
其实，这夜间查户口在那时的白色统治区内，如同家常便饭，然而却使得高君曼心境多日不能安宁，整日提心吊胆，尤其夜间更觉难熬，担心警察再来，更怕特务上门……每每想到这些，她总是怒火中烧，斥骂陈独秀的不仁，是前世作孽。她悔恨自己当初轻信陈独秀的甜言蜜语，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从共产党总书记的位置上一落千丈，也是他咎由自取的下场，没有被特务抓住，也算是他命大。可怜的高君曼，在这破旧草屋里，家具破碎，母子三人只睡一张不像样的木板床，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刮风下雨，无藏身之处，外面下大雨，屋里水汪汪。夏季，号称长江流域“三大火盆”之一的南京酷热难耐，又无蚊帐，任凭蚊虫叮咬；三九寒天，冰天雪地，却盖着像猪油似的破棉絮，两个孩子冻得直打哆嗦，她就用母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每月只靠上海亚东图书馆朋友接济的三十元，来维持起码的生活，还得培养子女读书，饥寒交迫，实在难熬，孩子不断地哭唤着：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
孩子的呼唤，常常使她心如刀绞，悲戚的泪水长流不止。她不愿再听到孩子这挠人心碎的呼唤，不让孩子再提起抛弃他们的父亲，她曾不止一次地求儿女说：
“子美、哲民，妈妈的心都碎了，我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要呼唤他，好不好？”
两个懂事的孩子听了，“哇”的一声扑倒在母亲的怀中……
然而，南京又是国民政府首都，生活费用并不比上海低多少，有时她手中一点钱也没有，生活极度困难，甚至有时连锅都揭不开。
在这度日如年的苦难日子里，她曾几度想投秦淮河一死。然而，她却舍不得丢下亲骨肉——一双天真无邪而读书上进的子女，她要活着，她要把他们培养成人，做个不像他们父亲那样无情无义的人。于是她支撑着苦苦挣扎在穷愁潦倒之中……
走投无路的高君曼只得化名高丽立求助于安徽同乡会，被介绍到南京水西门柳叶街上机坊同业行会当办事员。那时，社会上对职业女性普遍存在歧视，尽管她工作勤恳负责，兢兢业业，一年之后仍然被排挤出去。后东南大学教授汪东出于同情，介绍她到珠宝廊省赈灾委员会当抄写员。她写得一手蝇头小楷，工整娟秀，工作又细心负责，收入虽低但稳定，得以供养一双儿女读书。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她积劳成疾，又缺钱治病，只得辞去工作回家休养。
1930年冬，正当陈独秀与新夫人潘兰珍同居，抛弃高君曼不久，他的结发妻高晓岚在安庆含愤而死。噩耗传到南京，本已心碎的高君曼更觉悲痛，同时又内疚不已，深感对不起死去的同父异母姐姐，悔不该当初从她的手中夺走陈独秀，给她带来终生的苦难。而今，她自己又落得与姐姐一样的凄凉结局……为忏悔内心对姐姐的过失，她不得不带着儿女回安庆奔丧。一回到安庆家门，就抱着离开人世的姐姐痛哭了一场，她把埋藏在内心的苦水倾泻而出，悲怆地哭诉着：
“姐姐，你死得好苦！妹妹对不起你……”
喉咙哭干了，眼泪流尽了，哭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再哭。曾经是俊俏的将门才女，如今却显得多么的苍老、衰弱。
然而，即使她这样，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与陈独秀的婚事仍然不能宽恕，多有非议和责难。当高晓岚病逝时，是否报丧于高君曼，陈家的人和亲友都持反对态度，唯有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以为，无论如何，高君曼毕竟是生母同父异母胞妹，至少她是我的姨妈，哪有不报丧之理？当高君曼带着孩子从南京回到安庆家中时，陈独秀姐姐的孩子按大人之意，不叫她舅母，而偏叫她小姨。高君曼听了气愤不已，反问道：
“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那么他们对舅舅陈独秀又该怎么称呼呢？难道也叫他大姨夫吗？”
这使得本已极度悲痛的高君曼，精神上再次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神经近乎崩溃，不仅原患多年的咯血病大发，又患上子宫癌，贫病交加，卧床不起，凄凉不堪。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善良的女性久病无钱医治，于1931年含着悲愤凄凉地死于南京，终年约46岁。
她死后，幸亏潘赞化获悉噩耗，即从上海奔来南京为她营葬，并得到陈公博和赈灾会的好心同事的资助，葬于南京清凉山南麓荒草树林中，距古扫叶楼百余米。不然，她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墓的碑石为陈哲民、陈子美所立。1993年清明前，在北京某大学任副教授的高君曼孙女陈祯祥(即陈哲民之女)前来清凉山，迁移祖母的遗骨到南京南郊黄金山公墓重新安葬。
离人含泪而去，留下了一对孤苦伶仃的子女。他们被父亲遗弃，如今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在六朝古都，举目无亲，陈子美、陈鹤年姐弟俩，不得不过着饥肠辘辘的流浪生活，颠沛流离于人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