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乱终弃：陈独秀与小姨子的不伦恋(图)(5)

　　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市闹得满城风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北京等地各大新闻传媒均作了报道。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就将陈独秀保释出来，其他人也相继放出，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天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结果罚白银500两了事。

　　事后，陈独秀对妻子高君曼甚感遗憾地说：

　　“君曼，你受惊了，我对不起你。”

　　“话不能这样说，谁叫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次被捕虽有害怕，但我更体会到你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不过今后要更加小心谨慎。”

　　自此以后，高君曼在生活上更加体贴丈夫了。

　　这时期，正是陈独秀胸怀大志、叱咤风云之时，四处奔走革命，党的总书记重担在身，对于家庭很少顾及，家庭事务，教育子女，全由高君曼一人担当。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她常为自己不能走出家门投身于革命而叹息。一天，她听说陈独秀与李达等人商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材，开展妇运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一些干部家属参加，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掌握劳动技能。高君曼十分高兴地对陈独秀说：

　　“独秀，也让我去平民女校学习，好参加革命工作。”

　　“夫人，你把我家庭照顾好，把孩子教育好，就是对革命的支持。”

　　“话是这么说，但毕竟不是革命工作。”

　　“好，夫人，你有志气，等孩子们长大能自立，我一定向党组织介绍你。”

　　话说到此，知情达理的高君曼还能说些什么呢？

　　琴瑟之中不乏暗流

　　高君曼细细想来，丈夫陈独秀的话不无道理。他是中共党的书记，又有多少事要做，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家庭。于是，她心甘情愿地默默作出牺牲，做一个贤妻良母，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用心去爱、去培养两个孩子，对陈独秀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有时帮助陈独秀查些资料，或抄写些什么。不仅如此，她心地善良，还把母爱分给陈独秀与她同父异母姐姐高晓岚所生的两个孩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她视陈延年兄弟俩为己出，深深地爱着他们。延年、乔年兄弟俩自幼育于祖父陈昔凡，因陈独秀早年出走家门，半生亡命，对家庭无有照顾，故延年、乔年兄弟俩都刻苦自励，才十五六岁，旧学已有很好的根基。为使他们兄弟俩自创人生，陈独秀把延年、乔年兄弟俩接到上海学习外文，并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即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吃的是烧饼，饮的是自来水，冬无棉衣，夏无蚊帐，晚间到巡捕房内学习法文，勤工俭学，十分艰苦。延年、乔年兄弟俩面容憔悴，人们都为之怜惜，多责怪陈独秀对他们兄弟俩不关心，不爱护。然而，高君曼对陈延年兄弟俩的困境，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曾多次劝说陈独秀，要陈延年兄弟俩回家吃住，而陈独秀总是不以为然，并大声斥道：

　　“姑息养奸，不可！不可！”

　　为陈延年兄弟俩之事，她同陈独秀争吵过多次，但陈独秀性格与人不同，十分固执，一味地强调陈延年兄弟俩应自立、自创。为此，高君曼时时哭诉于同住上海渔阳里的陈独秀同乡好友、中国旅法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

　　“独秀性情与人不同，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俩回家吃住。”

　　“延年兄弟俩是吾姐之子，我是他们的姨母，他们也很诚实，我从名义上的感情看待他们，尤胜我所生，他们也视我如母。”

　　“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之者，谁能谅我？”

　　每每诉说，高君曼总是泣不成声，一片真挚的母爱之心。

　　潘赞化为高君曼母爱之情所深深感动，也常以言语劝告陈独秀：

　　“独秀，你是延年兄弟俩亲生父亲，为何不立即叫他兄弟俩回家住食，君曼于心不忍。”

　　“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固执地说。

　　陈独秀连多年老朋友也不给一点面子，这更使高君曼心痛不安，忍无可忍，伤心透顶。于是，由口舌之争，继而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怒斥陈独秀：

　　“无耻之徒！”

　　陈独秀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

　　“资本主义！”

　　清官难断家务事，亲朋好友不敢置一词。直到1920年，陈延年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之前，仍是自立自创，未进家门住食。因此，父子情薄，如同陌路。他兄弟俩赴法后，高君曼仍时时惦念在心，常常催促陈独秀打听他们兄弟俩的情况，而陈独秀对此置之不理。1927年7月和1928年6月，闻陈延年兄弟俩惨遭国民党杀害，高君曼悲痛不已，在家烧纸哭泣，为陈延年兄弟俩在家中设牌位，剪纸招魂，以寄托哀思。而陈独秀虽然悲痛不语，但仍然讥骂高君曼：

　　“思想腐朽，封建迷信！”

　　陈独秀这固执的讥骂，岂能令这位善良、贤惠而通情达理的女性承受得了呢？这样，他们的感情又蒙上了一层十分可怕的阴影……

　　露水夫妻梦一场

　　其实，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发生裂缝，进而恶化，早已种下了孽根。

　　在北京时，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怎能忍受陈独秀有寡人之疾？在北京时，外面传说陈独秀就常跑八大胡同，因此，街头小报说三道四。对此，高君曼早已有所闻，只是闷在心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总书记，名声大噪，然而，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寻新欢，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因陈独秀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其经济来源主要靠《独秀文存》的版税和稿费，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常常弄得生活拮据，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与此同时，组织上也有所察觉，但他总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抠不出来，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更有甚者，1926年1月初，陈独秀突然失踪了——没有到中央机关看文件，连秘书也恐慌起来。秘书报告瞿秋白、张国焘等负责同志，他们也深感惊愕，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四处查寻，但也未觅得踪迹。于是，大家绝望了，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

　　“老头子(即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

　　他的长子，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

　　总书记失踪非同小可，如果被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事情可就大了。于是，秘书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感到事情不妙，后果严重。

　　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独秀“失踪”的问题，不料在会议期间，陈独秀突然发来电报说：

　　“已能扶病视事。”

　　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

　　大约一个多月后，陈独秀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突然来到中央机关，使同志们既惊又喜，不禁七嘴八舌地问他：

　　“总书记，你到何处去了？”

　　“……”

　　他笑着解释说：

　　“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以为会很快好的，同时，也怕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没有告诉机关，请大家原谅！”

　　然而，大家对陈独秀的突然“失踪”仍感是个谜，后经多方探寻，才得知他和一位年轻貌美、亭亭玉立的未婚女医生寻欢作乐。因陈独秀有胃病常常去医院请这位女医生看病，天长日久，两人感情就渐渐粘合在一起，同时，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也被陈独秀之名所迷惑。这样，陈独秀就轻而易举地与其同居，作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被撤了职，这位年轻女医生就不得不嫁于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