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举足轻重的高岗为何自杀身亡(2)

　　苏联专家风光无限

　　自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已无记者留在大陆。西方很难再能直接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时代》曾写道：“像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样，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也努力将他们封闭起来，离开非共产党世界的目光。一周又一周，新闻从红色中国流传出来——从每天来到香港的一千五百名中国人、从离开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从共产党的报纸和电台。”于是，“为了收集、比较、报道这些新闻，《时代》派罗伯特·内维尔(Robert Neville )任驻香港记者。”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时代》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红色中国内部》，其主要内容即是内维尔根据不同来源所做的综述。该报道正面叙述了红色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上周，红色中国的报纸连续报道工业生产的增长，譬如，一九五○年铜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在满州，日用品供给已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同样，不同产品的统计均有增长，不过没有产量的基本数字。
 

　　两大成功。宣传性暂且不说，在统治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的经济成就何在？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制止了通货膨胀，至少暂时做到了。靠课重税和征收资本家财产，中共实现了预算平衡。几个星期以来，人民票，即人民银行票，与港币的兑换，少有地保持在三千八百八十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不过，大约在一个月前，黑市的兑换涨至四千六百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这一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增长，乃是因为朝鲜战争的支出，以及美国禁止向中国海运战略物资所致。
 

　　另一红色成功，是使中国火车准点，这如同二十年代墨索里尼时期一样令人惊叹。上海至广州、汉口至广州的旅客还谈到，卧铺车厢整洁、餐车价廉物美，餐车里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共产党修复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间破坏的铁路，与此同时，还正在修建成渝铁路，完成这一长期的铁路建设。
 

　　俄国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领满州期间，曾从中国运走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业设备——轧钢机、炼钢炉(床式反射炉)等炼油厂炼钢厂的设备。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国人开始重新安装机器。大约同一时间，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产目标，这可能使满洲的产量，达到日本占领时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在中国新的场景里，格外让《时代》感兴趣的是随处可见的苏联专家：
 

　　在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成效尚不明显。政府的财经委员会负责实施计划经济，引进苏联专家来帮助红色中国提高生产能力。在红色力量占领后不久，上海虹桥很快就有了一大片苏联人的聚居区——起初，俄国人只在自己的区域活动，现在，他们已分布到南京路等地段，做着以往外国大班们做过的事情——购物，购物，购物。在中国，俄国专家平均每月工资为七百五十美元，这些新富翁同志，不停地买手表、钻石、皮衣、毛衣、玉器、电冰箱。俄国顾客特别青睐美国产品。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六月，《时代》再发表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内维尔的一篇电讯，以更大的篇幅叙述自中国大陆旅行后抵港人士的见闻，侧重来表明苏联专家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重要地位：
 

　　真诚合作。“旅行者报告说，在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俄国人。他们人数众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只呆在屋子里不让人看到。如今，远至南方的昆明和广州，随处可见俄国人的聚居区。在中国各地的火车上，都是俄国人占据头等车厢，俄国食品开始出现，俄国劣质汽油，往南远运到上海，在那里，卖到一加仑四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城市里只剩下大约五百辆私人轿车的一个原因)。”
 

　　“成群结队遍布全国的俄国专家，形成了新的特权大班，俄国政治活动家也在北京颇为活跃，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扮演着迎合苏联大使馆的角色，而俄国大使明显是在中国的苏联最高官员，其地位无疑高过其他人，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政治代表’式的影子人物，他出席中国政治局的所有会议。从以上迹象看，俄国人即便没有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他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是在一九五○年一月正式宣布(应是二月——译注)，当时，党的领导人毛和总理周，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两个国家承诺以‘真诚合作的精神……参与所有国际行动，旨在维护和平，就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商量。’”
 

　　“那些在北京的高层人物，从来不会认为他们不是莫斯科严格的党组织的顺从者。他们所能掌握的手段仅仅是苏联的手段，政治局里每个人都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传统。于是，指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反俄的并发挥作用的圈子，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如在俄罗斯一样，红色中国也是一个遍布军人、警察、监狱和集中营的国度。”(《时代》，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时代》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无限风光，可看作是对中国是苏联“卫星国”的一种诠释。

 

　　抗美援朝——至关重要的东北

　　随着朝鲜战争进入前线僵持与停战谈判的交错阶段，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时代》报道中出现了。东北与朝鲜前线的重要地理位置，高岗在东北的显赫地位，斯大林对之青睐的特殊性……诸多因素都使得《时代》不能忽略他。
 

　　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时代》的一篇报道，题为《长城之北》，配合报道，还发表了高岗的一幅标准照。报道这样写到高岗及东北的重要性：
 

　　在沈阳最近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亚洲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冷漠、方脸的共产党人高岗，向党的干部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讲，他对部下们说：“我们……处在前线，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他所说的前线，是亚洲一片最富饶的地区——满洲，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夺取中国之后的两年半以来，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粮仓、工业心脏和政治领头羊。它目前也是军事后方，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仓库和基地，同时，不断地为红色中国的一千五百架飞机提供隐蔽地，使其像鹰一样盘旋在陷于僵局的朝鲜。
 

　　作为它的三千六百万人民的首脑，少为人知的高岗，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头之一。很少有访问者——甚至包括在红色中国其他地方受欢迎的人——获准亲眼看到高岗的满洲，即北京所称的“东北地区”。不过，根据越来越多的报告，中共在上个星期完全承认，中国的红色未来决定于满洲这片四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它名义上属于中国，但位于长城以北，实际上又在原来严格意义的中国之外……
 

　　工业：红色中国的鲁尔地区，在位于满洲中心的一个小的三角地带，由沈阳、鞍山、抚顺构成。在日本占领时期(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它成为可能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综合体。后来，俄国人巧妙地掠夺了它的钢铁厂，一百五十万吨的产量降至勉强生产的五十万吨；丰满水电站曾为沈阳地区提供电力，但其大型发电机被拆卸运走。随后，中共渐渐地恢复重建。中共上个星期承认，鞍山的钢铁产量将低于一九五一年，达到七十二万吨左右。不过，据红色中国称，这一三角地带的其它煤矿、工厂和机械供应，均可完成生产目标。这一三角地带的工业产量，占红色中国煤矿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九(抚顺的烟煤煤矿，据说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占生铁的百分之八十七，占钢材的百分之九十三，占电力的百分之七十八。
 

　　(《时代》，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朝鲜战争期间，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经济实力，乃至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构成了一个广阔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高岗的身影，赫然而立。不过，历史这一页将翻得相当快。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进行，随着高岗在党内引发的震动，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去世，高岗个人身影的消失，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