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怪人朱谦之：不要学位要学问(2)

　　智识即罪恶

　　朱谦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笨警察没有抓住朱谦之，倒错把他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听闻此消息，悲愤交加的朱谦之二话不说就去投案自首了。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朱谦之作为革命者的仗义。
 

　　朱谦之总喜欢替人承担罪责。1921年，胡适的朋友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一下。胡适翻看之后，觉得写得很差，拒绝了谢楚桢。后来，易君左等人却对这本书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师学生苏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结果却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谩骂。一向爱管闲事的胡适忍不住批评了易君左。因为谩骂苏梅的文章是用笔名写的，易君左等人否认文章是自己写的。
 

　　为调和胡适、苏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谦之特地找到胡适，非要给自己背上这个黑锅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在胡适的劝说下，朱谦之最终没有登广告。
 

　　这一时期，在跟胡适来往的时候，朱谦之极力劝说胡适出来革命。当朱谦之投案自首，进了警察厅之后，警察问起他跟胡适的关系时，他还为胡适不参加革命而耿耿于怀。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述：“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朱谦之希望胡适出来领导革命，遭到拒绝，朱谦之为此无比郁闷。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反抗考试制度的朱谦之，只是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并不反对知识。他不仅不反对知识，他还是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成为革命者之后，朱谦之对知识却充满仇视。朱谦之在1921年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还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
 

　　朱谦之的这个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胡适的重视，不过却遭到胡适的同路人鲁迅的迎头痛击。看到这篇文章后，鲁迅写下《智识即罪恶》一文，讽刺了朱谦之的观点。实际上，朱谦之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这一点上，瞿秋白与朱谦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论”吞噬了自己

　　作为知识分子，朱谦之学问欲极强，致力于知识的追求；作为革命者，朱谦之则主张“智识即罪恶”。他的命运，似乎就隐藏在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中。
 

　　在给胡适的信中，朱谦之虽然反抗考试制度，但他却是用功于学问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从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时，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他“智识即罪恶”的观点。在朱谦之看来，有的人有智识，有的人没有智识，这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点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没有致力于让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认为智识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恶的源泉。他与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反智论”色彩。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拥有智识的人是不是也充满罪恶呢？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是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呢？从这一点出发，知识分子的“原罪论”呼之欲出。朱谦之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在后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朱谦之开始不断做自我检讨，多次批判胡适。在对知识的态度上，他和胡适不同。胡适喜欢人们叫他“胡博士”，对博士的看重，体现了胡适对知识的热爱与尊重。
 

　　1972年，朱谦之在“文革”中死去。他从青年时代就嗜好学问，此时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他的“智识即罪恶”的论述，“学术权威”自然是反动的、罪恶的。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他所呼吁的“反智论”一旦付诸实践，也就把作为学者的朱谦之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