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首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2)

　　读《蓬莱历史文化研究》方知，所谓的“吴家大楼”，不过是吴氏故宅四进院的最后一进有座二层砖楼而已，盖因当时蓬莱古城里没有楼房使然。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佩孚已经从权力的巅峰上退了下来，忽然动了修建家园的念头，原因不言自明。他派人回乡购置了县学后街故居附近的若干房舍，重新规划建设了一番。未久，占地十亩的豪宅便傲然出现在蓬莱城北部，它南邻敕建宋庆祠堂，西傍县学，北边隔一大片荒草地即北城墙，与北城门镇海门遥遥相对，十分显赫。然而，新家园建好后，他只来过一次，即悄然返乡扫墓的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位恪守忠孝节义的游子不想给家乡带来些许的麻烦——困窘的时候，他走到哪，“党国”的大军便追击到哪；安定下来后，家乡也没有了庇护他的条件。
 

　　近百年前，“蓬莱吴子玉”是很令国人乃至世人尊重的，国内各派系均仰其鼻息自不待言，美国人的《时代》周刊，第一次在封面登中国人的头像，就把殊荣给了这个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山东籍职业军人。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说，吴氏“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确曾给家乡带来过莫大的荣誉。
 

　　在北洋系军人中，他先是以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进而又以文化赢得了袍泽们的敬重。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佩孚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哥们儿羡慕的光辉履历。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秀才只不过是头一磴台阶，实在没什么可吹的。可在一群半文盲里，秀才成了金光闪闪的最高学历，所以，即使吴佩孚当了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认了。
 

　　后世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从秀才到大帅，吴佩孚靠的是少时清贫的砥砺与传统文化的铺垫——只不过，后者把他夯得太实了。
 

　　在北洋巨头中，吴的起步太晚，故辈分不高。
 

　　当年，吴佩孚离开北京赶赴天津从军时，段祺瑞已经是三品衔的武卫右军炮兵统领兼各学堂总办，即北洋军炮兵司令兼所有军校的大校长；冯国璋在清廷新设立的军政司当上了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各军事学堂；曹锟也已经从李鸿章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当上了袁氏的武卫右军右翼帮带（副营长）。是年，吴佩孚24岁，这么个老大不小的年龄给管带（营长）当“戈什哈”（实则勤务兵），显然委屈他了。所幸山东胶州籍的文案郭绪栋是大同乡兼军营知音，他才不感寂寞。那位郭师爷到处讲吴子玉乃落难的秀才，四十岁后必成大器，云云。
 

　　未成器的时候，他就仓促参加了第一场战斗，乃是本军对遍地拳匪（义和团）的回击，成片地喧嚣着死于阵前的拳民让他痛切感受到国人愚昧盲从的可怕复可悲；他经历的第一场失败，乃是本军在八国联军的洋炮轰击声中的大溃败，直隶提督聂士诚大人在阵前被洋炮炸伤又在阵后被拳匪残忍杀死的血腥过程他看得很真切。身为大清国常备军的一名护兵，从江山到统帅，啥也护不住，他只有沿着铁路线向东北方向流落的份儿了。
 

　　在唐山外的小镇开平，他意外得知此地有个武备学堂，亦乃李鸿章大人所创办，正在招第二期学生。这个秀才出身的散兵遂驻足开平，复习后考取了这所由清国与德国军官共任教习的军校。一年后，袁世凯自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往直隶省会保定，扩办为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不愿重新就读一年级，遂被派为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即中国第一代警长——因“庚子之乱”后洋鬼子不许清国军人进入天津地区，故老袁给中国设计出了这么一个新的行业。两年后，袁宫保又创办了陆军速成学堂，学期仅一年。吴警长为获得文凭求得日后发展，便前往保定报考并一举考中。由于此时段祺瑞正任学堂督办（校长），所以，被分到测绘科的吴佩孚就成了老段的学生——吴氏年已28岁，属没有出息的大龄学生；段氏时年37岁，属年富力强的军界中坚。两个未来影响中国政局走向的军人自兹结缘。
 

　　数年后，两位强人再度见面，段已经贵为“袁宫保”嫡系部队——陆军第三镇的统制官（师长），而吴只是一个从山东芝罘岛的日本军事情报小组回归原单位——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的尉官而已。一年后，老段签署命令提拔了一批中级军官，吴氏也晋升为直接带兵的管带（营长），但两人中间还隔着一堆协统（旅长）和标统（团长），吴营长够不上段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