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时刘伯承为何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2)

        如果不是沃医生的举荐，刘伯承还不知道穷困潦倒到什么时候。担任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的熊克武，在一次宴会上恰巧遇到沃医生。沃医生向熊克武打听刘伯承的情况，讲述了刘伯承的事迹。熊克武这才关注起刘伯承来，并派人请回刘伯承，任命刘伯承为第九旅参谋长。起初，同僚中有人认为他五官不全，身有残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实际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们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细、严谨、大胆，常常出奇制胜。而他勇敢无畏的精神，更为一般军人所罕有。每到打起仗来，他总是亲临火线，冲在前头，“刘瞎子”英勇善战的名声渐渐传开了，“独眼龙”将军的称号不胫而走。刘伯承成中川中名将，威名远扬。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组织讨贼军，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年3月，奉熊克武之命，刘伯承率部参加征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部队。战役前期，刘伯承连续打了好几场胜仗。可是，由于寡不敌众，4月6日，重庆最终失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诽谤和攻击刘伯承，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有功被压制，无过遭非议，刘伯承多次遭受过这样的情况，他再也抑止不了自己的愤懑，奋笔疾书措辞激烈的辞职报告。然而，督办并没有批准刘伯承的辞职报告，而且给了他进军成都的新任务。刘伯承二话不说，立即起兵向成都进发。经过激战，5月13日夺回成都。随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相继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在激战中，刘伯承又一次不幸中弹，右大腿负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去成都养伤。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10年有余，落得“遍体弹痕余只眼”。然而，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未酬，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凌的局面日甚一日。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中，刘伯承身心交瘁，心灰意冷。

加入共产党　人生新选择

        朱德在接受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时，曾经深情地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而刘伯承与我则是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获得了新生。刘伯承的这一转变，是在他的几位共产党的好朋友帮助下实现的。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他承受着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他在作战中身负重任，身体极度虚弱。大量失血使他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左腿肌肉明显萎缩，很难伸直。然而，他硬是战胜了伤残，站立了起来，甩掉了拐杖，显现了无与伦比的意志与坚强。他的法国主治医生瞠目结舌，说：“我素来以为华人柔弱，想不到中国还有刘团长这样钢铁般坚韧的军人。”另一方面，精神的苦恼始终困扰着刘伯承。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其部队的战事是每况愈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危在旦夕，四川形势大幅逆转。刘伯承对军阀混战早就心生厌倦，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伯承躺在病床上，可是说客络绎不绝。熊克武等人亲自到医院来，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刘伯承以身残为由，婉言拒绝。刘伯承的好朋友王尔常受上司委托，前来传话，说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王尔常表示完全理解与支持。

        刘伯承在最苦闷的时候，他的两个共产党的好朋友，及时给他指明了方向，一个是吴玉章，一个是杨闇公。

        吴玉章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

        吴玉章、杨闇公对刘伯承的人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经常探望刘伯承，与刘伯承促膝长谈，并送一些进步书刊。他们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见解，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杨闇公多次在日记中称赞刘伯承，他曾写道：“伯承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出。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其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10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4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政治问题，他格外谨慎。有一次，刘伯承在将校学堂的学友、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在与刘伯承交谈时，诚恳地劝说刘伯承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杨闇公也在座，并对此寄予希望。令他们意外的是，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不仅没有责怪刘伯承，反而更加敬佩刘伯承。因为当时四川也如其他地区，各种社会思潮十分复杂，其中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学派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一些人参加进步组织，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是随风倒，赶时髦，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非常容易动摇，经常改变。刘伯承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慎重的选择，但一旦确立，就很难改变。这也正是他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的体现。杨闇公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目的，又多一臂助。”杨闇公更决心把刘伯承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内来，为党输送一个杰出军事人才。

        为了摆脱外界的干扰，静心养病，刘伯承转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的家里，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到了犍为。他向刘伯承介绍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坚决斗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精诚合作，广东革命政府日趋巩固，革命形势蒸蒸日上。刘伯承怦然心动，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去实际考察革命形势，考察中国共产党，再决定是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湖南去上海。期间，他们看望了老朋友熊克武。熊克武动员刘伯承到自己的部队来，刘伯承断然拒绝，两人大吵一架，从此分道扬镳了。到达上海后，刘伯承很快给杨闇公写了一封信，叙说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杨闇公感受到刘伯承的思想进步，非常高兴，在日记中说：“伯承和熊克武不和了。有今后不作冯妇事之语——他的来信。此公已被玉章收入矣，可喜！”

        1925年2月，刘伯承与吴玉章坐火车到达北京，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以及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赵世炎介绍自己的老师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伯承没有立即随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继续观察、思考。5月，他们带着赵世炎的介绍信，再次返回上海，拜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向他们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加深。

        此时，正值“五卅”运动兴起。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杀害工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许多商人罢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暴发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罢课、罢市。刘伯承被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精神所感染，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正巧赶上了省港大罢工。刘伯承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意义。这半年多来，刘伯承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通过实际考察，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地在救国救民，决心跟共产党走。

        7月，刘伯承随吴玉章返回四川。1926年5月13日，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达6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