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王的命名逻辑

    在中国古代，爵位反映着一个人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而封“王”则是秦始皇建立帝制后，皇帝册封别人的最高爵位，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明朝以前的封王都以国家的名号命名，如秦王、魏王等，唐太宗李世民曾被封为秦王，他的三弟李玄霸被封为卫王 （追封） ，四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五弟李智云被封为楚王。 

    然而，清朝封王却以吉祥的文字命名，如恭亲王、礼亲王、睿亲王等，这是为什么呢？

    清朝以前封王的取名习惯

    所谓封建，即封邦建国，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得到领地的皇亲国戚变成了诸侯王，拥有领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一般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始于西周，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给诸侯。《左传》中记载，当年周公因管叔、蔡叔联合殷商后裔武庚一起叛周，认为分封势在必行，便将周王室的亲属分封在各地为诸侯，以这种藩属的关系替周朝守护四方，作为周朝的屏障。

    夏商周都是以部落作为朝代名，那么次一等政权组织诸侯国就以领地名作为国名，如晋、秦、齐、楚、赵、魏、韩等，诸侯国的封王们也就顺其自然，以国名为名，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等等，此后，中国历代封王中，都以“晋、秦、齐、楚”四个封号最为尊贵。

    秦统一后，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地方政权都是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僚来管理，再也不需要建立什么诸侯国，自然也就不存在封王的命名问题。但是，秦始皇操之过急，跳过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成为导致整个帝国轰然倒塌的原因之一。

    在秦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没有一味地全国强制推行郡县制，而是采取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制度，这被历史学家吕思勉称为：“秦汉间出现了封建政体的反动”。封王们的命名还是按照周朝的传统，以地理范围来命名，例如七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信、长沙王吴芮，同姓王中，刘邦的长子刘肥被封在齐地，刘肥的封号便是“齐王”。刘恒在成为汉文帝之前，被封在代地，他的称号便是“代王”，这一切跟春秋时代没什么两样。

    西汉初期，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制度，确实符合一个新生政权融合多股势力，以图安邦定国的需要。但是，分封制所代表的贵族政治，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贵族们迟早会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向君王发出挑战。果然，汉朝的王国势力膨胀发展，文景时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终出现七国之乱。

    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认识到以官僚政治为核心的郡县制更利于稳定，但是分封制一直试图卷土重来。西晋时期，分封司马氏宗室为诸侯王，导致八王之乱，西晋随之瓦解。明朝时期，朱元璋分封他的二十几个儿子为藩王，结果导致燕王朱棣发动叛乱，夺了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逐步集权的倾向是大势所趋，历代帝王接受汉初的教训，想方设法限制诸侯王的特权和封疆，以避免国家的分裂和政局的混乱。例如唐朝时期，封王只有封爵，但是却没有实际封地，自然也就没有封地的实际权限，只能拿到相应的封地税收。唐高宗李治在当皇帝前封号是晋王，但他压根没有在山西待过。不过，这些封王们的命名还是取自地理概念。

    由于封王们没有实际领地，有的爵位命名干脆就撇开地理概念，取一些吉祥如意的名字，像唐宣宗，他在继位前就是光王；唐玄宗的儿子、杨贵妃的前夫李瑁就是寿王。

    宋朝基本沿袭唐朝的制度，封王的名号也都是吉祥如意的话，像宋徽宗赵佶继位前的封号是端王，宋高宗赵构继位前的封号是康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觉得还是封邦建国这套东西好，把自己的儿子全部授爵封出去。既然封王有实际领地，那么爵位名自然又取自地理概念了，比如燕王朱棣。明成祖朱棣后，明代开始极力削藩，很多封王只有名号、没有实权。既然如此，就取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吧，像明思宗崇祯在继位前就是信王。

    总体来看，清朝建立前的历代王朝，已经有给封王取吉祥名字的习惯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封王都如此，还有很多封王的名字取自地理概念，尤其是晋王，简直是个香饽饽，封王们都想被称为晋王，据记载，排除世袭王不算外，历史上共出现过29位晋王，其中有12位晋王都成功称帝。

    有人认为，很多爵名看似是吉祥如意的名字，其实还是按照地理概念来取名的，或者是两者杂糅。例如明神宗的儿子，福王、惠王、瑞王，可以说是按福气、惠和、祥瑞的名词封的，也可以说是按福州、惠州、瑞州的地名封的。但按照传统，爵位若取自地理概念，基本都是较大一级行政单位的名字，怎么会取一个小地方的地名作为爵位名？这既不大气，也不霸气，应该不会是封王们所乐意的取名来源。封王们梦寐以求的，都是晋王、秦王这样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