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2)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她们却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却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她说，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她们觉得不合适了，慢慢自己抬。再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

 

       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

 

       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

 

       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这一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

 

 

       上海市妓女从妓院被送往“新人习艺场”，她们微笑、挥手，摄影师拍下这个瞬间，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妓女们告别过去、开始新生活的愿望。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了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还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参加了建设兵团。

 

       教养干部们说，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离开繁华之都，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

 

       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教养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也去了新疆。不过，到新疆以后，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50年前妓女们集中的新旧会乐里，现在已经建起了时髦的大商厦；而通州路418号，则是正在施工的商品房工地。旧时烟花，恍成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