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劳动教养所有1000多平方米，门口并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敞开的，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大牌子，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边还新建了4个庭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个是专门为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准备的。每个庭园有10间房子作宿舍，每间28张双人叠床，还有活动室。

 

       庭园前面有劳动改造的工厂，后面则是厕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医务室。

 

       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旧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3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上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为被收容的妓女上课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