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3)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涉案人的决策大致是，将为首者送军法审判，次要的送司法审判，其他参与者则从轻处置，同时向公众保证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不变。2月1日，“警备总部”将50名扣押者交保释放，41名交保候传，另有61名在押嫌犯，最后32名送交普通法院，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8人以叛乱罪送军事法庭审理。【陶涵《蒋经国传》，316页】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采纳海外学者、作家们的呼吁，但他还是决意要用军法审判，陈若曦回台前 正是听说了此意，才会有此建言。
 

　　得知要对“美丽岛事件”部分当事人实行军法审判，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看法。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跟“行政院”秘书长周宏涛说：“基于我一贯的主张，我反对用军法审判；因为宪法里规定了，非军人不受军事审判，这写得很清楚。”蒋经国对此不满，跟汪道渊说：“梁肃戎怎么反对我采取军法审判呢？”汪回答：“他是好意，因为你如果要同时采取军法和司法审判，你要定个办法划分，不能拿个案送到你这儿来批。你一批要送军法，军法重，可能就是死刑；批要送司法审判，本来应该要死的，却留下了活口。这样不好。”蒋听后表示：“这是对的，他是好意啊。”当时送军法审判的“美丽岛”家属十分紧张，根据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调理的“二条一”是唯一死刑，他们认为死定了，国民党内的关中等人也是这样认为，蒋经国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决定：“不管你们怎样处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这句话决定了最后的军法审判结果。【《暴力与诗歌》，281—282页】获刑最重的施明德无期，黄信介二十年，其他六人都是十二年。

 

　　三

 

　　3月7日上午10点15分，蒋经国找楚崧秋，主要是关于美国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Edward Kennedy)在国会谈高雄案的意见。3月14日蒋经国再次向他提及处理“美丽岛案”的原则，并不是要以严酷、无情的态度，采取高压手段来对待反对者。当时楚崧秋就觉得，这反应出蒋的基本观念，确是“真心的要以身许国，以心许民”。
 

　　外界一直说公开审理的推手是楚崧秋，吕秀莲后来看到他，也在不同场合这样说。他却不愿居其功：“事实上我没有作此主张的身分，而仅是守我分际，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务实可行的建言，所谓‘守其所当言，守其所不得不守。’”他坦言，当时主张公开审判最力的司法院院长黄少谷，黄是国民党元老，说话有分量，“曾问过我个人看法，当即表示只有审判公开才能将事件的伤害降至最低。”【《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135—136页】
 

　　公开审判的原则当然是蒋经国亲自决定的，也不仅是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陈若曦跟记者殷允芃的谈话，就以“台湾当局欲公开审判异议分子”为题。这个消息一传出，包括“警总”发言人在内根本都不知道，就来问，殷允芃答：“是啊，‘总统’就是这样讲的，我们文章也发出去了。”【《暴力与诗歌》，262页】陈若曦回台和《纽约时报》的报道，对他最后决定公开审判都起了作用。
 

　　但是，身为文工会主任，对于允许媒体公开报道，包括外国记者采访，显然与楚崧秋有相当的关系。李旺台对“新闻局长”宋楚瑜邀请国外记者采访“美丽岛”大审不是很理解，主要是不了解这些内情。
 

　　当时，情治部门强烈建议，并希望文工会和“新闻局”配合，限制报道审判内容的新闻篇幅，及岛内记者的采访面。楚崧秋坚持，“既然是公开审判，照规定就应该公开采访，而且中外记者应享有同等权利，才不致贻人口实。”他的这一意见得到蒋经国的认同。不仅因蒋对他信任有加，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恰好与蒋的想法一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政府对被告的指控。”【陶涵《蒋经国传》，316页】
 

　　3月18日，“美丽岛”一案对八个被告的军法大审开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言论每天都在报纸上大篇幅刊出，几乎是全文。时任《中国时报》采访主任的周天瑞认为，“美丽岛事件”公开审判是一大进步，“是因为国际的关注，再加上楚崧秋这类人比较务实的态度，才有后来的公开审判。而且既然国际人士也能参与公开审判，就不能约束报纸不报道处理。”【《暴力与诗歌》，363页】
 

　　关中回忆，“审判期间，记者做笔记，我也做笔记；每天审判回来，我都向秘书长报告，秘书长的书面报告都呈蒋主席。”除了官方途径，蒋经国还有另外的途径了解每天开庭的情况。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沈君山每天参与旁听，晚上回来就跟蒋经国报告，讲自己的看法，譬如军法官对被告应该有所尊敬等等。法庭录影带最后也拿去给蒋看，蒋还会问很多人，像余纪忠、王惕吾等新闻界大佬。【《暴力与诗歌》，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