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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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早晨8点，“行政院长”孙运璇奉蒋经国之命召集近20人在中山楼商谈，如何应对此事，参加的有国防、情治、外交、司法等单位主管，及楚崧秋、马纪壮等相关要员。
 

　　同日下午4点25分，蒋经国约见楚崧秋，要听听舆情反应。他详细汇报了岛内外新闻言论界的看法和态度，并强调了各方期待公正审判的重要性。两天前，也就是12日的下午6点30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邀他见面，询问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自然也是受蒋之命。
 

　　17日上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再次约见他，还是谈“美丽岛事件”，进一步询问了各方面反应情形，表达了依法究责的处理原则，并说了这样一番话：“不管国家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难，他个人决心是以身许国，以心许民，希望全党同志都能了解他这番态度和心意。”
 

　　年已古稀、疾病缠身的蒋经国面对这样大的危机与挑战，对亲信下属、旧日学生的这番表白，也透露出他当时压力之大。他将“美丽岛事件”看作是“不幸事件”。1980年1月3日下午3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单位主管参加的党务工作会议上，他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再次重申下列原则：
 

　　“针对该事件应该是严明而公平的来办，人证、物证要弄清楚；但问题并没有了，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因此要加强宣传、组织、社会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才能解决政治方面大幅问题，但我们也绝不会因这不幸事件而放弃反共建国的政治立场，否则就是对不起自己，因此‘美丽岛事件’之后，更应开大门、走大路加强工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党国生存关头，负责者应该拿出负责的态度来，选举已经在准备，一切依法来办，平静、正常，成败不计。”【吕芳上、黄克武访问《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33—134页】
 

　　“美丽岛事件”惊动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作家，害怕酿成第二个“二二八事件”，包括余英时在内，写信给《纽约时报》，表示“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台湾的民主”。他们觉得决策权在蒋经国身上，想找人直接去见他。当时，陈若曦、杜维明、许倬云、余英时、李欧梵、聂华苓、于梨华等二十七位学者、作家签署了一份联名信，推陈若曦回台，送到蒋经国手里。陈若曦的《尹县长》等一系列小说引起瞩目，1978年刚获得吴三连基金会首届文艺奖，蒋经国曾推荐过这篇小说，“每个人都应该要看这个书”。
 

　　1月7日，陈若曦飞抵台湾。飞机降落时，她还感到恐惧，怕被抓起来。她通过《自立晚报》吴丰山、吴三连找到蒋彦士，提出要见蒋经国，获蒋同意。她当面对蒋说：“现在人心惶惶，我坐计程车，他们都说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蒋听到“二二八”三个字，愣了一下，脸色很难看，只说了一句：“一定不会，陈小姐这样子太过虑了。”她把联名信交给蒋，希望不要扩大化，不要用军法审判。她的意见是，不是叛乱，就不该军法审判。蒋问：“怎么不是叛乱？如果不是叛乱，请问陈小姐，那这个事件是怎么样的性质？”她冲口而出“那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蒋彦士惊讶的“啊”了声，站了起来，蒋经国虽也惊讶，却仍不动声色。
 

　　这个事件为什么会酿成暴力冲突？到底是“先镇后暴”、“先暴后镇”，还是有“第三只手”？在当时是有争议的。陈若曦谈到“暴民打警察”：“那会不会是你们情治单位表演苦肉计？”蒋听了很生气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不做这种事。” 谈话持续一个半小时。11日，《中国时报》报道了蒋经国接见陈若曦、询问生活写作情形的新闻。【《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375—377页；《暴力与诗歌》，257—260页；吴锦勋采访、撰述《台湾，请听我说》，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8—119页】
 

　　事过境迁，多年后，台湾已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被问及：“国防部情报局有没有介入其中？”只是谨慎地回答：“没有证据显示究竟这么说是真、是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没有掌握内幕资讯，但当时涉及台湾事务的重要官员，相信这种情况不无可能。另一方面，外国观察家和许多照片、录音带证实，是反对派领导人把群众挑激到狂热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领导群众攻击宪兵。”【陶涵《蒋经国传》，314页】陈若曦后来也认为“当局是有准备要处理的，你看镇暴车买来第一次使用，但若说是政府预先设个陷阱让群众跳进去，全程导演，我倒不觉得是如此；蒋经国先生坚决否认，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382页】
 

　　蒋经国两天后即到高雄，指定要坐计程车，想听听计程车司机的看法。并主动安排第二次与陈若曦见面，这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蒋表示，很重视他们这个信，以及他们海外这些人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保证这个审判一定是公开的、公平的，还讲了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受冤枉，我就不能够安心。”【《暴力与诗歌》，261、262页；《黑夜中寻找星星》，259页】陈若曦回忆：“后来我对蒋经国这个人还有些佩服，因为他还有求真相的心愿。我从海外回来，带着信要见他的情报相信他早知道了，他还是想亲自听听我怎么说。另外，包括他去高雄坐计程车，这个绝对是他想知道计程车司机的感觉”。【《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