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谍战往事：刘伯承拒绝杨森“起义”

　　原文配图：刘伯承(戴眼镜者)、邓小平(穿皮夹克者)、李达(刘伯承旁穿风衣者)进军西南途中，在铁山渡口观察敌情。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通常所称的“国统区”。重庆，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在西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清国民党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汉、南京等地的“关系”，并利用电台截获，搞清了国民党西南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
 

　　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本土。

 

　　设法联络郭汝瑰

　　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宗宽主动提供

 

　　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