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变脸：对华“甜言蜜语”背后藏掠夺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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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空出世的《对华宣言》 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亚大陆东端的封贡体系便已开始动摇。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努尔哈赤在满洲坐大，两人共同奏响了中国“去帝国化”的历史强音。在经历了满清所奉献的最后一个盛世之后，中国几乎彻底万劫不复。列强的撕咬痛彻心扉，近邻的啃噬更加刻骨铭心。历怀不臣之心的日本已是骑在睡狮头上的豺狼，但直到遇上俄国的东侵，中国人才知远甚豺狼的熊虎之怖。相比于日本的不甘居岛国一隅，俄国人对陆地空间和天然海港的狂热几乎是深入血液骨髓的原始本能。列强围噬之下，中国之贫弱显露无疑，俄国之贪婪更显疯狂，一跃成为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 近百年来的国人记忆是被一刀刀劈砍出来的，北方近邻留下的伤痕最深。 所以，毫不奇怪，俄帝国代之以斧头镰刀之后从北国传出的第一声问候到达中国的历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通过数个渠道，《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回了国内，但并未被中国民众所知晓。张斯麟便是几个传递者中的一个。1919年7月25日，这份宣言正式问世。半年后，身为中华民国驻哈尔滨边防处的张斯麟将宣言传递至北京。 及至1919年，苏俄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在美国干涉军于1918年撤回菲律宾之后，多国部队也都先后回国，只剩下从一开始就抱定吞噬远东领土之心的日本。曾经被列强遵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次在日本人身上不灵了，华盛顿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一意孤行的日本人用种种借口占据远东、侵占中俄领土并扶植傀儡，在承诺将追随美军撤军后却最终赖在当地。 就这样，先后击败了高尔察克等帝俄遗留将领以及其他干涉军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猛然发现西部因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并击败干涉军而局面大大缓解之后，东部反倒面临着日本人的威逼。如此，东方大国中国成为苏俄必须牵手的伙伴，以期借此缓解日本的压力。更何况，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也包括发表了《进军海参崴宣言》的中国北洋政府，苏俄更需早日将中国军队“劝”回国内。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权的北洋政府丝毫不为苏俄提出的诱人条件所打动。唯协约国马首是瞻的他们再胆大也不敢擅自同红色苏维埃接触，哪怕他们只求中国的外交承认。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后鼎沸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竟对苏俄十分青睐，街头要求承认苏俄的声势日盛。扛不住压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回行事，派人赴俄与苏俄接触，只是一切均低调从事，恪守非官方接触的原则。至于赴俄的人选，正是第一批传回苏俄《对华宣言》之一的张斯麟。 艰难转圜 这可称是中俄交往史中罕见一景，因为就在张斯麟以非官方身份远赴莫斯科时，远东共和国（为抵御日本压力而由莫斯科在远东成立的缓冲国，服从莫斯科领导）外交代表优林也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两人相对而行，但却同样都未实现进行外交照会。这罕见一景实际上道出一点，中俄是如此的需要进行接触。 两个民族在非常时期派出的两位外交官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张斯麟由于缺少照会而在远东遭到冷遇。远东共和国向北京发来问询，却得不到答复。困于远东的张斯麟不得已只得亲自向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发去电报。契切林接报后向中方进行询问，结果得到的却是北洋政府语焉不详的答复。至于后者为何如此行事，毫无疑问，是怕协约国据此将此次访问看做是官方行动。结果，搞得张斯麟进退失踞，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而不远之外的优林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样由于没有外交照会，他被阻在中国远东共和国边境动弹不得。数次向北京发出的申请如石沉大海。原因是一样的，北洋政府万万不敢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如果协约国列强不点头的话。 情急之下，张斯麟独辟蹊径，向莫斯科当地侨领发去电报，望后者提供协助。幸运的是，接报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与列宁颇有私交，甚至持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在他的周旋之下，列宁亲自首肯了张斯麟的访问，并表示正急着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命令传至远东共和国，张斯麟转眼间又成了上宾，待遇即刻升格。几天后即出发前往莫斯科。当然，在这之前他没有忘记为尚困在边境的优林助一臂之力。他电告北京，优林为商谈中俄外交之事而来，但并非官方代表，可予以放行并予以接待。这样，优林才最终踏上了中国土地。 不过，优林的访问并未能取得进展，北洋政府只与其就边境贸易进行了简要商谈。相比之下，张斯麟的访问收获颇丰。他直接见到了列宁，并将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起草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也带回了国内。列宁与张斯麟相谈甚欢，苏方对这位首位来自中国的使者极为看重，甚至也将与刘绍周所持有的相同的克里姆林宫通行证给了他。列宁向张斯麟表达了希望尽快与中国建交的愿望。通过交流，张斯麟明白，列宁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中国不能在未来成为帝俄残部从事反苏活动的基地。此外，苏方愿意与中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以及边界问题展开谈判。 而在《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中，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有关中东铁路的条款已经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而在列宁口中，交还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也成了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 无论怎样，张斯麟确实打开了中苏之间的大门。接着，仍是在汹涌民意的推动下以及已有列强作为开路先锋的背景下，北洋政府下决心与苏俄正式接触。 归国的张斯麟偶然碰到了即将赴任驻莫斯科总领事的陈广平和著名报人瞿秋白。张斯麟向两人大倒苦水，抱怨北洋政府的裹足不前，因为他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举通关，促成两国正式建交。 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由这些探路者和列强们规定了轨道，俄国外交官越飞以及两次《对华宣言》的作者加拉罕先后访华。并最终在加拉罕与中方的斗智斗勇后双方签署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两国建交画上了句号。 这个句号可没有《对华宣言》中声称的那么美，中国最为在意的外蒙古问题，苏方并未承诺撤军，只是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双方承诺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可由中国赎回，而不是《对华宣言》中所称的无条件归还，分文不取。而且，俄罗斯还通过人员调配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 北洋政府曾因无法接受苏方的苛刻条件而让谈判破裂，但却因无法应付国内学生的“无条件与苏建交”的压力而被迫回到谈判桌上。 笔者无法像专业学者那样掌握最为详细的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信息，但却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加拉罕曾于1923年12月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此举当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似乎中方的不满并未取得什么效果。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在其与人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曾评价，加拉罕在此间的表现是坚强又成功的。 我相信，此言不虚。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内心总有些沉重，不愿再读下去。中国雄鸡“鸡冠”上的那大片的土地一直被国人算做应该由俄国人归还的行列。但毫无疑问，列强混战的“帝国时代”已然远去，能够生活在国际法具有一定效力的时代是一种幸福，只是遗憾是难免的，要想向北边的邻居讨回那片土地或者让他们兑现昔日的诺言已经愈发不可能。 每每谈及此段历史，我也总会想起几年前在俄留学时的场景。历史课堂上，俄罗斯老师像我小学时的中国历史老师一样，将自己国家的历史描述的无比悲情。谈及康熙时期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更是强调其对俄罗斯的不公平，全然不在意下面坐着的是一群中国学生。更过分的是，毕业论文选定题目时，一位导师居然为我的同学推荐了一个《大连——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城市》的题目。 愤怒之余，我会冷静地思考，并非是这些老师挑衅，我相信这只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历史教育。 如果这些老师是这样的，那么当年“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就不是这样吗？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同样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从策划那场信息战到与众多小国交好，再到对中国施展“甜言蜜语”，站在背后的无不是民族主义思维。待到真正与中国人走上谈判桌时，苏俄的境遇已经大为改观，自然无需再做太多让步。 这本是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不变规律，那些走上街头鼓噪“无条件承认苏联”的师生们，难道当时他们都忘了这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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