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陈炯明：不惜裁兵省钱办教育(2)

　　办教育不惜裁兵 对修路“情有独钟”

　　陈炯明主政广东建树显效，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不遗余力。
 

　　1919年冬，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进入高潮，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议：“中国可以有两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万人去法国留学？”有识之士纷纷解囊，陈炯明特意从当时的军事支出中拨款10万两予以资助，占了当时总募捐额的1/4。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拨款给赴法留学生每年固定4800法郎的资助。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赵世炎、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等一大批共产党人都曾赴法勤工俭学。
 

　　陈炯明力邀陈独秀筹建广东教育委员会。陈独秀提出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陈炯明皆一一答应。每逢省署行政会议，陈炯明都邀请陈独秀在身边就座，以示尊重和支持。1921年，广东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万余元，实际支付为111万余元，陈炯明闻后决定裁兵，“每年可省军饷500万元，即以溢额拨为教育经费。”
 

　　当地学者陈治赠介绍，陈炯明治粤期间，对修路也一直“情有独钟”。1912年8月，广东副都督陈炯明谕令全省各绥靖各县“细心筹建军路（省道）县路”，动员商界筹款，军队出力，掀起了全省的修路热潮。他重点建成了樟木头至惠州这一现代意义的第一条公路。但不久后因与孙中山决裂，各县的修路计划也就耽搁下来。
 

　　与孙中山的“公仇私谊”

　　当地学者陈治赠向记者介绍，陈炯明认为自己与孙中山为敌，是“对公不对私”，他坚持自己“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与孙中山决裂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曾试图调节二人关系，孙中山称其“如肯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但个性倔强的陈炯明拒绝，两人关系终无法复合。
 

　　孙中山去世后，陈炯明派人送去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表达了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陈炯明反要求其“归还东三省”，日本人见说服无效，临走时送其一张8万元的支票，当时穷困潦倒的陈炯明只在支票上打了个叉就退了回去。不久，陈炯明领导下的中国致公党从香港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赠了十万大洋。
 

　　1933年陈炯明病逝于香港。据文献记载，去世时“陈氏家无长物，穷极，借用为其母预备的寿材，始得以入殓。”一个煊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去世时还是致公党的总理，最后竟然如此困窘。1934年4月，陈炯明的旧部拟在惠州西湖为他举行公葬，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撰文记载：“因葬费无着落，徐傅霖发起募捐，并撰写和散发捐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汪精卫捐500元，陈济棠捐1500元，海外侨胞也有捐款汇寄。”
 

　　陈去世时，吴稚晖写挽联道：“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专家点评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立人：
 

　　陈炯明从不参与指挥打仗
 

　　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理想，主张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统一当时的中国，后因与孙中山奉行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陈炯明认为教育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1919年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陈炯明一直希望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在广州筹办西南护法大学的经费。
 

　　陈炯明是新文化的重要宣传者，他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积极宣扬新文化思想。陈主政广东期间，允许当时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在广东公开化，他全力支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广州创办《广东群报》，该报后来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建党活动的重要平台。
 

　　陈炯明一生律己甚严，不贪财、不好色。兵败逃往香港后，生活一直很贫穷，虽然他曾是致公党的总理，但奉公廉洁，不谋取私利，去世时连丧葬费都是他人资助的。
 

　　陈炯明从来都不参与指挥打仗的事，他知道自己是军事外行，打仗的事都放手给参谋人员去做。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大家说他什么，也不喜欢辩解，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进行无声地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