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修衙门为何这么难？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故宫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皇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期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走时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呆着。
 

　　这一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苏轼文笔好，把危房写得栩栩如生。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浩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无从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