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贪污八亿两？后人杜撰而已(2)

　　至于房产，除了一部分(不到总数四分之一)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他的妻子(皇帝的姐姐)，其他都被皇亲国戚瓜分。其余也都收归内务府进行继续经营。
 

　　对普通市民来说，他们能触及的，除了隐匿的和珅余产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门税关变卖的破旧物件和戏装。唯一的例外是从和珅府上收缴的人参，据称有六百余斤，由于库房已满，所以内务府决定将其变卖，但由于一时之间抛售大量上好人参，使整个北京奢侈品消费增长激增，导致市面上一时竟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
 

　　当1799年结束时，大清帝国沉浸在圣君治世的集体梦境之中，一位甫才亲政的年轻君主，以“仁至义尽”的迅猛手段铲除了前朝权奸，一扫朝廷暮气，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父亲的漫长阴影，志得意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全新统治。而他的臣民，毫无疑问地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国奸巨蠹后，这个国家将迎来一个清正廉明的“中兴时代”。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嘉庆、道光，中国以金融危机迎来了洋枪洋炮。

　　很多年后，当已是衰朽残年的吴熊光回忆起自己早年经历时，感到的更多是忧虑和不解。此时距离他陈奏处置和珅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在他的私人回忆录《伊江笔录》中，这位一生耿介的官员不无满足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为官理政时的机敏果敢和随侍君侧时的抗颜直谏，比如处置和珅、取消南巡。
 

　　但此时嘉庆时代也已经和扳倒和珅时的乾隆时代一样，都成为过去，眼下的主子是嘉庆皇帝的继任者道光皇帝。按理说，扳倒了一代权奸，又经历三代君主的圣圣相因、励精图治，国家理应蒸蒸日上才是。
 

　　但环顾四周，吴熊光目之所及，却全是一片凋零景象，银贵钱贱的金融危机从1808年开始大举爆发，到道光时代(1830年左右)已经泛滥成银荒之势。据统计，直隶京津地方1800年到1850年间白银购买力上涨了50%，换句话说，中国的银子总量在减少。
 

　　加上嘉庆、道光两代皇帝政治上的平庸，贪官污吏横行，各地起义不断，这是一个被称为“嘉道中衰”的时代。
 

　　吴熊光相信这是西洋狡诈夷人用含银不足的劣质银元大量套换中国的优质银两，“洋钱成色低，潮、粤民因其用便，转将纹银先换洋钱，甚至倒添成色，更流行江浙”，才导致这场危机到来。
 

　　吴熊光建议选择廉洁通晓大体的官员任海关监督，责成其稽查洋钱，并在江浙等省倾镕成成色上好的纹银方准使用，以次由内地推广至闽粤沿海，同时禁止金银下海被洋船带出国内，或许可以破解金融危机。
 

　　而近代更多学者将银荒物价上涨归结为鸦片的倾销，白银大量外流。反正不论哪种原因，都有一个国外反华势力的身影。
 

　　这种做法看似相当合理，但吴熊光没有意料到的是，从1750年开始，中国的白银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中西洋流入的美洲白银，尽管实行白银封锁政策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可以收得一时之效，但在一个全球逐渐被帆船连为一体的时代，这种以内部循环为主的保守经济政策已经难以奏效。
 

　　而且造成中国银荒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洋革命浪潮导致美洲殖民地的银矿产量大跌，这种银荒是全球性，而非仅止于中国。
 

　　19世纪上半叶，受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气候因素的影响，世界金银大幅减产，19世纪20年代的白银产量比19世纪初减少48.5%，黄金产量19世纪头10年比18世纪50年代减少53%。直到19世纪60年代白银生产才开始超过1781—1810年间水平，黄金产量在19世纪40年代超过了1741—1760年间水平。
 

　　同时代欧美4个主要国家英、美、法、德1800—1850年间同病相怜，银子购买力涨幅在50%—100%之间。
 

　　当然，对于鸦片贸易对白银外流的影响，也不是如某种民族主义遐想般准确，据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估计，大清帝国白银货币存量为11亿两，鸦片贸易而引起的白银外流每年在500万两上下，相比之下外流的银两真是一个很小的比例，约4.5‰。
 

　　从科举出来的吴熊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世界的眼光，放眼整个帝国也无一人能想到他们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的循环圈，坐上了破船。
 

　　和珅在位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尽管腐败重重，但却像贪腐一样，是聚敛型的。和珅创造性的开源手段，此时正应当被用在解决银荒上，但却没有人有胆量这样做。
 

　　相反，早在1816年，嘉庆皇帝就在对外问题上为臣僚和他的继承者做好了表率，那一年，英国使节阿美士德访华，原计划向清廷提出扩大贸易等要求，但嘉庆皇帝想起了乾隆时代马戛尔尼访华时的礼仪之争，力持保守的官员同样采用强硬态度，坚持要阿美士德磕头。
 

　　最终，在一个深夜，就像做梦一样，使节被叫到一间大殿里，一位中国官员摁着他要他以头触地，但阿美士德拒绝了，使团连向皇帝当面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驱逐出境。而在23年前，负责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和珅却懂得灵活变通，因为他深知广州贸易对帝国的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允许对方单膝跪地。
 

　　吴熊光也尝试过自己的努力，1808年，吴熊光因为深得君心而被委以两广总督重任。在这里，吴第一次见识到世界之大。
 

　　这一年，发生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战火烧到中国沿海，英军派出四艘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帮助葡萄牙盟友守卫澳门，防备法国来袭。在嘉庆看来，这明显是“中国外藩”对天朝权威的挑衅，切旨严令吴熊光“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一有不尊，竟当统兵剿办”。
 

　　如果吴熊光遵从谕旨，那么中英之间的战争将会提前爆发。但吴大人决定抗旨，因为他看到了迅速崛起的西方强大武力，绝非是一个衰老暮年的帝国靠冠冕堂皇的义正词严能击败的。
 

　　“英夷”所求只是贸易利益，而非其他，所以只需要暂时封闭海关，断绝其贸易，足以制其死命。倘使一旦轻率用兵，“无论该国兵船高大，比粤省战船加至数倍，枪炮亦然，官兵非能必胜”。
 

　　这是吴熊光第一次抗旨，也是唯一一次。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吴熊光得到的奖赏是一纸责备他“懦弱不知大计”、“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的圣旨，盛怒下的皇帝将吴熊光罢官革职，并发配伊犁。
 

　　33年后，吴熊光的一位继任者再一次重走他的覆辙，踏上发配伊犁的遥遥之路。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与英国开战了，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地战败了，这位被后世称为民族英雄的人，叫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