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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贪污八亿两?后人杜撰而已

发布: 2015-09-01 15:25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和珅
和珅

 

  对吴熊光来说,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黄历上同时印刷两个年号,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嘉庆各半,甚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两本,一本以嘉庆纪年,一本以乾隆纪年。
 

  毫无疑问,在那一天之前,从作为一国之君的嘉庆皇帝到最底层的臣民,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长长余荫或是阴影之下,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见仁见智。
 

  在吴熊光身上,可能阴影比余荫更大一些,尽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参与枢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宠臣和珅排挤出京,改任直隶布政使。
 

  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彻底改变——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驾崩。从此世上只有一个年号、一种钱币、一个皇帝。
 

  这天晚些时候,吴熊光赶赴宫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也因此见证了转折时刻的来临——他被嘉庆皇帝秘密召见,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
 

  皇帝的问话已经体现出明确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
 

  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新君嘉庆已经对这位老爹宠信有加的权臣憎恶至极,歹心可不是指贪腐,而是暗忖其有谋逆之心,实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后,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和珅跌倒。
 

  2月22日,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被赐死在狱中。次日,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结。
 

  人死了,余者也不搞株连,貌似案子已经结束了,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和大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和珅跌倒,嘉庆有没有吃饱?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奏折中,吴熊光对皇帝的“仁至义尽、折衷至当”表示深深的钦佩。
 

  因为皇帝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因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损大矣”,要吴熊光“慎之”。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嘉庆皇帝一分钟也没放松过对和珅财产的觊觎。在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里,三位皇室宗亲——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将在海甸(原文如此)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的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缮写清单供呈御览。
 

  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没有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谕旨(当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将“和珅、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宫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皇帝从来没有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那么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见闻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流行。
 

  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没有悬念地成为贪污之王。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109号,内有83号尚未估价,已估者26号,合算共计银22389万5160两。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这也正是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两,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总和的来源。
 

  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梼杌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而胡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些清单真正的作者。
 

  所以对革命党而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污记录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国耻与贪腐紧密相连,足以唤起民众排满之心。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档案缺失的缘故,这个数字至今尚难计算。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错漏百出。
 

  这份所谓的“全案”,实际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4000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1000万两上下——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银子都去哪了?进了皇帝的腰包。

  真相诚然令人失望,但在嘉庆看来,也已经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了,清中叶户部最丰裕的时候,也只有800万两白银左右。考虑到当时川陕白莲教起事,朝廷连年征剿,大笔银两被投入到平弭内乱的无底洞中,所以和珅的这笔查抄财产,可谓久旱逢甘露,足以为前线官兵再添助力。当然,前提是这笔钱确实被用在军费开支上。
 

  很少有人追问,这笔钱款的去向究竟在哪?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内务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关部门之一,其神秘性不在于其组织结构和职官设置,这些都很容易在公开编纂发行的《大清会典》中查到。它的神秘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由政治可靠的满人执掌的皇帝“私人钱箱”。
 

  从乾隆朝以来,每年国库都会固定向内务府划拨60万两白银用以皇室支出,但可以肯定,内务府的收入决不止于此数。
 

  被嘉庆赐死的和珅就曾经主管内务府,深知个中玄机。这位善于敛财之道的臣僚在内务府总管任上颇得乾隆圣心嘉悦。
 

  和珅最匪夷所思的发明是议罪银制度,这玩意近乎于钓鱼执法,皇帝在得知官员过误后,会寄一道密谕给该官员,当官员战战兢兢地读完皇帝的严厉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议罪”和“自问该当何罪”时,就明白到了该掏钱的时刻了。如果皇帝对官员的罚款满意,就会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个“览”字,待官员将罚金如数交上后,这笔君臣间的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这当然是一笔秘密的一锤子买卖。
 

  大部分交易都会仔细记录在一份名为《密记档》的档案中。有学者统计过从1749年初具雏形到1805年嘉庆皇帝废除该制度之间的110宗罚议罪银案例,发现最盛时恰恰是和珅当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计101件,其中共罚银两合计499.55两,流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军费的部分分别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达285.05万两,占到总数57.1%的部分,全部作为皇室经费流入内务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当然,来钱最快的是抄家,每一次抄家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的收入,皇帝在对贪腐行为的龙心震怒之余,抄家的巨额进项自然就是对他的心理安慰。
 

  因此,当和珅倒台之后,他庞大的财产,无论是4000万还是1000万,都顺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腰包。尽管这笔钱不像8亿两这样数额庞大,但也相当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经费。
 

  皇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好货之主,尽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将这些昔日的赃款进行公平分配。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古玩、鼎彝、皮张、绸缎等都先行归入内务府库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让近支王公利益均沾,数目不会多,以免开启奴才们的贪鄙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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