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贪污八亿两？后人杜撰而已

　　对吴熊光来说，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黄历上同时印刷两个年号，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嘉庆各半，甚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两本，一本以嘉庆纪年，一本以乾隆纪年。
 

　　毫无疑问，在那一天之前，从作为一国之君的嘉庆皇帝到最底层的臣民，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长长余荫或是阴影之下，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见仁见智。
 

　　在吴熊光身上，可能阴影比余荫更大一些，尽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参与枢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宠臣和珅排挤出京，改任直隶布政使。
 

　　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彻底改变——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驾崩。从此世上只有一个年号、一种钱币、一个皇帝。
 

　　这天晚些时候，吴熊光赶赴宫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也因此见证了转折时刻的来临——他被嘉庆皇帝秘密召见，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
 

　　皇帝的问话已经体现出明确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
 

　　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新君嘉庆已经对这位老爹宠信有加的权臣憎恶至极，歹心可不是指贪腐，而是暗忖其有谋逆之心，实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后，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和珅跌倒。
 

　　2月22日，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被赐死在狱中。次日，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结。
 

　　人死了，余者也不搞株连，貌似案子已经结束了，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和大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和珅跌倒，嘉庆有没有吃饱？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奏折中，吴熊光对皇帝的“仁至义尽、折衷至当”表示深深的钦佩。
 

　　因为皇帝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因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损大矣”，要吴熊光“慎之”。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嘉庆皇帝一分钟也没放松过对和珅财产的觊觎。在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里，三位皇室宗亲——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将在海甸(原文如此)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的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缮写清单供呈御览。
 

　　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没有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谕旨(当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将“和珅、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宫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皇帝从来没有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那么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见闻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流行。
 

　　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没有悬念地成为贪污之王。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109号，内有83号尚未估价，已估者26号，合算共计银22389万5160两。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这也正是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两，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总和的来源。
 

　　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梼杌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而胡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些清单真正的作者。
 

　　所以对革命党而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污记录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国耻与贪腐紧密相连，足以唤起民众排满之心。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档案缺失的缘故，这个数字至今尚难计算。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错漏百出。
 

　　这份所谓的“全案”，实际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4000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1000万两上下——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银子都去哪了？进了皇帝的腰包。

　　真相诚然令人失望，但在嘉庆看来，也已经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了，清中叶户部最丰裕的时候，也只有800万两白银左右。考虑到当时川陕白莲教起事，朝廷连年征剿，大笔银两被投入到平弭内乱的无底洞中，所以和珅的这笔查抄财产，可谓久旱逢甘露，足以为前线官兵再添助力。当然，前提是这笔钱确实被用在军费开支上。
 

　　很少有人追问，这笔钱款的去向究竟在哪？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内务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关部门之一，其神秘性不在于其组织结构和职官设置，这些都很容易在公开编纂发行的《大清会典》中查到。它的神秘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由政治可靠的满人执掌的皇帝“私人钱箱”。
 

　　从乾隆朝以来，每年国库都会固定向内务府划拨60万两白银用以皇室支出，但可以肯定，内务府的收入决不止于此数。
 

　　被嘉庆赐死的和珅就曾经主管内务府，深知个中玄机。这位善于敛财之道的臣僚在内务府总管任上颇得乾隆圣心嘉悦。
 

　　和珅最匪夷所思的发明是议罪银制度，这玩意近乎于钓鱼执法，皇帝在得知官员过误后，会寄一道密谕给该官员，当官员战战兢兢地读完皇帝的严厉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议罪”和“自问该当何罪”时，就明白到了该掏钱的时刻了。如果皇帝对官员的罚款满意，就会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个“览”字，待官员将罚金如数交上后，这笔君臣间的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这当然是一笔秘密的一锤子买卖。
 

　　大部分交易都会仔细记录在一份名为《密记档》的档案中。有学者统计过从1749年初具雏形到1805年嘉庆皇帝废除该制度之间的110宗罚议罪银案例，发现最盛时恰恰是和珅当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计101件，其中共罚银两合计499.55两，流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军费的部分分别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达285.05万两，占到总数57.1%的部分，全部作为皇室经费流入内务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当然，来钱最快的是抄家，每一次抄家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的收入，皇帝在对贪腐行为的龙心震怒之余，抄家的巨额进项自然就是对他的心理安慰。
 

　　因此，当和珅倒台之后，他庞大的财产，无论是4000万还是1000万，都顺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腰包。尽管这笔钱不像8亿两这样数额庞大，但也相当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经费。
 

　　皇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好货之主，尽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将这些昔日的赃款进行公平分配。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古玩、鼎彝、皮张、绸缎等都先行归入内务府库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让近支王公利益均沾，数目不会多，以免开启奴才们的贪鄙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