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下的老鼠：清末川汉铁路亏挪股款案

　　8月18日，一个广东人最爱的发财吉日。而1910年之前的这一天，广州市前市长(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发一发”的迹象。
 

　　在这盛夏的一天，施典章有如热锅上的蚂蚁——而且是麻辣热锅上的。
 

　　一个惊人的消息如同这个季节江南天空中常有的炸雷：昨天(1910年8月17日)，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此时，距正元钱庄在股灾中倒闭还不到一个月。
 

　　上海毕竟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与时俱进相当地有成效，地方当局面对股灾这类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而且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其快速反应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预料。
 

　　“市长下海”

　　施市长早已不是市长了，虽然还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和“厅局级干部”的级别，官场、商场应酬时人们还称呼他为“府台”。
 

　　如今他是施总，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的CFO(“总收支”)。5年前(1905年)，当他带着干部身份这一救生圈下海时，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级别的中央文件——圣旨。川路公司已经在两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施总成了众多兼跨官场、商场的“两栖”干部之一，头上帽子红灿灿，保障着退路，而腰里钱包则是鼓囊囊的，代表着奉旨下海的巨大收获。
 

　　施典章并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参加工作以来，在官场中辗转迁徙，也就先后混了个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当年的琼州，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有点门路的干部，绝对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不到这种“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施典章扎根天涯海角几年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终于熬到了广州知府，一跃进入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一线干部行列。广州此时虽被上海压了一头，但好歹也还是繁华所在，这令出身四川泸州的施典章成为川籍干部中少数号称懂些洋务、懂些经济的人物之一。
 

　　开了眼界的施典章，开始盘点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个厅局级，凭自己有限的才干和更为有限的人脉，要继续走下去的话，前景实在暗淡。正好当时有个机遇，国有“央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投资事务。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着抓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级别也够。经过一番“运作”，在川路公司“总理”(总经理)乔树木丹的引荐下，他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终于下海经商。
 

　　乔树木丹也是四川人(华阳)，当时还兼着教育部部长助理(“学部左丞”)，主要还是在北京为公司勾兑高层公关。川路改了所谓的“商办”后，由上级任命“总理”的方式并没改变，并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机构，任命了三位“总理”，老乔便成了“驻京总理”，依然掌握公司的实权。
 

　　施市长成了施总，工作的地点也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但手里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扩大。尽管只是一名享受厅局级待遇的企业干部，他却掌握着一个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畅行无阻的法宝：资金——足足350万两的白银！这是川路公司已经筹集的资本金中的一半，放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进行“资本经营”，期望着用钱生钱。即使在上海，这也绝非一笔小钱，施总的晚餐如果多吃几颗川椒的话，上海滩第二天就一定会感觉到那股呛人的冲劲。
 

　　比起那以老窖而著名的家乡，施典章更为习惯生活在这个华洋杂处的东方巴黎。巨大的权势令他并不艰难地就弄明白了一个硬道理：这个大都市表面上充满了歧视，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钱包有多鼓，你的嗓门就有多粗。而坐拥350万两白银的施总，当然是能绕梁三日的男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