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陈炯明、孙中山分歧的真相

　　本文摘自陈钦著《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炮轰总统府是否真实存在？当时广州百余平民究竟丧命于谁的火炮之下？将近百年前这迷雾重重的事件，我们努力以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拨开迷雾，展露它的真容。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