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想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

　　摘自：《革命》，作者：杨奎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J. Stalin)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 ，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与以往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此外，孙之所以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适逢双十节，国民党召开党务会议，孙中山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十万乃至二十万之数告之。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三万，缴纳党费者仅有六千，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三千。即使这三千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