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内幕(2)

　　就在这次招生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党代会上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错误路线、政策与口号，因而也给这次招生会议造成了主客观上的思想混乱，使得这次招生会议几经反复，难以定论。
 

　　在招生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但由于长期的左倾路线的统治，对人们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有人虽说敢于说出一些真心话，仍有人在动摇与犹豫之中，讲一些不那么情愿说的违心话，使得会议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能造成一股冲破阻力的强大潮势。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人说出了几句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坛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就在这种僵持与徘徊之际，有人出来巧妙地推动那根沉重的顶门杠了。
 

　　此人便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他在采访本次招生会议期间，看出迟迟定夺不下来的症结所在，便想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地了解到会议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要求把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向上报。他得到同意后，即邀请了6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而且现在又是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尤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
 

这次由穆扬主持的座谈会很快就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这次招生会议不仅难以再深入下去，而且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有“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成了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这次座谈会一结束，穆扬便趁热打铁，连夜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了《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报上后他们便开始苦苦地等待。
 

　　穆扬的努力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深知邓小平同志一定在关注着这次招生工作会议，急于了解这场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前途命运的讨论与争论的具体情况。内参送上以后，邓小平同志马上作出了反应。
 

　　他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邓小平同志看出这次招生会议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所在，便专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严肃地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这天，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负责人的顾虑与裹足不前，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里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9月19日的这次谈话成了一次重要的分水岭，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直接对招生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于是，历史的质变就在瞬间发生了。
 

　　一千万考生涌入考场
 

　　邓小平“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钧，一扫与会者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当天夜里，与会的同志们像过节一样地欣喜若狂，许多人睡不着觉，有的连夜打电话，或是复写、转抄、写信，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与本部门。
 

　　招生会议终于按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了。接着邓小平同志又亲自审定了得之不易的招生工作意见。他认为关于考生的政审一项太繁琐，就提笔作了修改，写成“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修改后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送到了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个招生方案。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紧接着，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