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应对汪精卫背叛党国出逃事件(2)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0页。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河内血案》，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
 

　　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397-398页。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6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7日。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梗电之迴电》，《傀儡政权》(三)，第48页。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王世杰日记》，第455－456页；参见《张群以接汪自河内电为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致蒋委员长之马电》，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权》(三)，第46页。。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