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应对汪精卫背叛党国出逃事件

汪精卫与蒋介石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一】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国史馆”藏。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5。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陈布雷：《回忆录》(二)，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3页。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漫谈》，《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60页。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会晤影佐谈话纪要》，〔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