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临终前托黄兴给袁世凯发了什么电报？(4)

       于是，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教仁拜母别妻，于1913年2月1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

       宋教仁四处走，四处演说。当时，国民党选战大捷，党员们都很兴奋，显得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宋教仁享受着个人政治生涯里最辉煌的一刻，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一时风光无二。

       宋教仁的演讲侧重于论政，他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显得锋芒毕露。

       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

       3月9日，在南京，他言辞更激，称袁政府是“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他不断重复自己的主张：应建立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定正式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各地巡回演讲下来，很多党内同志开始为他担心，纷纷劝他稍作收敛，但他不以为意。唐德刚说：“宋少年气盛，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

       他没有想到，杀机早已潜伏。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来告诉他，可能会有对他的暗杀，他不信，还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

       但3月20日，悲剧发生了。

       宋教仁的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有几千人，所到之处，祭者不绝，道路阻塞，气氛静穆。

       孙中山连夜从日本赶回上海，亲自主持了宋教仁的葬礼，并送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本文相关史实参考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等书，以及张俊、颜吾役合著《宋教仁之死与袁世凯逼选》、安宇著《鄂州临时约法新论》等文。）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生前口述的国民党之政见大纲。宋本拟至京后讨论公布，但在路上即遇刺，死后发表于1913年4月2~7日的《民立报》。）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日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

       今有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补缺救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几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现象即错乱而无头脑，而国民意思亦无统系条理之可寻，则建设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纲挈领，发为政见，公布天下，本此纲领以为一致之进行，则事倍功半之道矣。吾党此届选举已占优胜，是国民所期望吾党者殷，而吾党所担负责任者重。爰举关于建设之大纲，以谋良政治之实现，吾党君子，其本此而奋励其进行焉。

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而不是强人政府

       辛亥革命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强权人物领导国家。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北洋军人和立宪派甚至梁启超都持此观点，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种就是宋教仁的主张。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建立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共和民主政体。这一点从革命之初，到《鄂州约法》，再到后来的《临时约法》，他都一以贯之地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