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临终前托黄兴给袁世凯发了什么电报？(2)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担任司法部检事长的宋教仁深感有必要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以备日后国家建设之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法律，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类的文献，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他的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曾写道：“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

       关于《鄂州约法》的起草经过，据贺觉非、冯天瑜合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所述，宋教仁于1911年10月中旬抵达武昌，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完成草案，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

       在武昌起义后的危急形势下，《鄂州约法》仍然在最大范围内广为征求意见，依多数原则议决。长期研究民初法制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安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制宪过程的民主性不独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在世界制宪史上也是极为突出的。

       1911年11月9日，经“公同审订”，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将其“刷印成本，遍布在外”。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到1912年元旦前，实际上一直代行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职权。因此，《约法》一开始就不是以“地方性宪法”面目出现的。它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即明确规定：“迄至中华民国成立，既已取得和将来取得的鄂州土地及他州土地都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

       安宇认为，《鄂州约法》从立法精神和结构、内容上都迥异于此前所有冠以“宪”或“宪法”的文献。总体看来，它是一部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讲师张继才认为，《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浓厚联邦制意味的宪法文件。它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关于鄂州统治之域内，得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临时约法》：从总统制到内阁制

       1912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年为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

       有人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有人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起草的，但是1983年，张亦工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根据《参议院议事录》等资料考证指出，《临时约法》实际上是由参议院组织人起草的，其间先后参与的有23人之多，并没有宋教仁。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宋教仁对《临时约法》的贡献。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据民国史学家范福潮考证，孙中山当时咨文参议院，请其迅速编定民国组织法，并将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送去，“以资参叙”。

       但这一建议却被参议院拒绝。

       参议院认为，首先，《组织法》是为组织临时政府用的，无法包括“人权”等宪法内容，因而应另订一部法律，取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次，立法如果受命于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此法应由临时参议院自行起草。所以，将原案退回了政府。

       2月7日起，参议院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组织编辑委员会，着手起草《临时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