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2)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