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

资料图：江青与毛泽东在陕北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