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4)

　　马林的担心一时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尽管马林就此专门在中共“三大”上提出过批评，并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过谈话，但是现实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出于开展工作的现实需要，陈独秀依旧不能不致信赤色职工国际，要求赤色职工国际提供固定的工作经费。根据他在“三大”后开列的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中共为帮助京汉铁路工会、汉口湖北联合会、上海和广州的工人俱乐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写道：“望每月支援我们1000金卢布，其余630元我党自筹。”另外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因故延期，中共虽已得到1000金卢布用于开会，但所需费用非2000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余部分拟请国民党予以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红色工会国际的信》，1923年7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3页。与此同时，陈独秀亦明确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党费1000—1400金卢布。明确不赞成依靠外国经费开展工作的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与现实的需要相比，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别致信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前者务必定期为中共中央提供经费，同时增加对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财政支持；要求后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预算。他写道：“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卢布。以后再要求估算党可以从中国的财源方面拿出多少钱用于工作。”《马林致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赫勒尔的信》，1923年5月30日；《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罗夫的信》，《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1、278—279页。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后，由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到达广州，国民党即将改组，整个联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移，尽管共产党人因为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而使自身的工作负担明显加重，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却发生了问题。《工人周刊》因缺钱而拖期，《前锋》干脆无法继续出版。就连共产国际来华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特别提醒莫斯科注意：“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这种情况给中共造成的财政困难会引起严重后果，因此他们呼吁共产国际，务必“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6页。
 

　　关于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4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数额，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最详尽的一个年度收入与支出报告。故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800美元和10174　93元。A　由维尔德同志经手的有5926　1元和400美元。B　由维经斯基经手的有用于中央扩大全会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费补贴2409　5元。C　由鲍罗廷同志经手的有用于铁路工人总工会的500元，用于民族运动的500元(借款)。D　红色工会国际汇来的500元。E　其他289　33元。在这里总收入额与单项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内容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二)支出总额：300美元和9341　366元。A　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3335　026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639　099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364元；(3)印刷、邮寄和电报：337　012元；(4)交通运输：1161元；(5)专项开支及中央全会开支833　415元。B　地方党组织共收入2973　84元。(1)山东：306　84元；(2)湖北：540元；(3)铁路工人总工会：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书处：170元；(8)唐山：42元。C　共产主义青年团借款50美元，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向党借款共1833元。D　偿还债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余520美元和833　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14510　0164元。A　每月生活费共4000元；B　红色工会国际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经费1575元；C　向鲍罗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运动经费3200元；D　前几个月结余833　064元和500美元；E　各地上交1398　6元。
 

　　(二)支出总额：12053　234元。A　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5802　8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1218　54元；(2)邮件和电报：148　61元；(3)工作人员生活费：2203元；(4)印刷：388元；(5)专项支出：799　72元；(6)交通运输：1045　5元。B　地方党组织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于民族运动)：195元；(2)上海(用于民族运动)：1200元；(3)湖南(用于民族运动)：400元；(4)香港：100元；(5)铁路总工会：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汉口：330元；(8)济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上海委员会、上海店员工会、全国学联等共借款1991　364元。收支相抵尚余2456　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740美元和8242　225元。A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共提供2687　795元和740美元；B　共产国际给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援款870元；C　向鲍罗廷同志借款1000元；D　过去结余2456　93元；E　各地上交227　6元。
 

　　(二)支出总额：A　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2554　1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432　82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1903元；(3)邮件、电报：128　65元；(4)交通运输：202元；(5)专项开支：162元；(6)印刷：598　7元。B　地方组织(一共收入)：2548元。(1)北京：550元；(2)铁路总工会：200元；(3)山东：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汉口：275元；(7)上海：1100元。C　各地民族运动总开支：1850元。D　偿还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　学生联合会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余552　055多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陈独秀在1925年3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共产国际此前批准的党费为每月2250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3页。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产国际实际提供的经费要大大超过预算的数字。因为计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总收入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应当在2960元上下。但与上述报告中颇为乐观的“收支相抵尚余”有相当距离的是，根据1924年党员增长的数量，和中共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情况下所担负的工作量，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显然都对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额不十分满意。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的经费提供仍旧时常出现延误数月的情况，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与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相差了将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就曾对此颇多抱怨，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在他看来：“由于我们党做工作，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在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共产国际不仅不应再拖欠经费，而且应当增加原有的预算，将月费2250元提高到月费3650元的水平。《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2—593页。对此，1924年底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议是：“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他明确提出：如果坚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莫斯科有必要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一定的数额给共产党，用来增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印数，出版几万几十万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8—559页。
 

　　中共“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在“四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一时间并没有加以调整，但随着赤色职工国际从1月份正式开始提供援助，从2月份开始工运费已单独预算，因此整体上党的活动经费明显增加了。据陈独秀4月9日的报告称：
 

　　1925年1月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