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坚持与苏联人见面只握手不拥抱？(3)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鉴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的会见极为重要，会见时的口译工作早就受到了外交部领导的重视。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他还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待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戈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好让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50年代并不罕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目前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 “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我们叫他“老百”)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随便聊了起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历史性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9时10分至9时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中央党政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小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革”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一般性的事情都不怎么过问了，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硕大的步话机得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