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2)

识破假新四军旅长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

继破获“汉中训练班”一案后，陈泊另一项令人钦佩的杰作，就是及时洞察出军统特务借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那是1943年6月上旬，在吴旗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特务均被歼灭。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抢救运动”中有重大特嫌的人员等。

当时，保卫处每天要抄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日常活动的安排，陈泊都要认真阅着。一天，他看到：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主席接见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田守光。

陈泊从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光的名字后，当下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钱益民部长询问相关的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光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旅长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提出：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踪迹。

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的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沉思良久，突然起身迅速来到钱益民的办公室，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他说明理由：“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光，从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从这天下午起，陈泊与另外几名侦察员，用了两昼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光旅长”审查得清清楚楚：对方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原来，新四军第3师第8旅旅长田守光，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光，并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这名高级特务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

陈泊又立下一个奇功，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扬。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更出名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陈泊与妻子离开延安来到东北，分任哈尔滨市与宾县的公安局长，在辽阔的白山黑水间战斗了3年。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泊等人随陈正人进驻南昌。省委任命陈泊为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朱明为副厅长。陈泊与朱明密切配合，大力组建公安队伍，扫荡残存的武装匪特，打击黑社会势力，使省城南昌和全省的社会治安迅速稳定下来。

厄运突临广州被捕

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这位豪气冲天的红色“福尔摩斯”，打算在南国的都市竭尽自己的忠智大干一场，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成了他蒙难道冤、悲惨屈死的地方！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11月上旬，即陈泊等人随叶剑英进入广州10余天，叶剑英找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和陈伯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这段期间，潜伏下来的盗匪特务与黑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乘我革命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之际，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日发生的抢劫案达100多起。叶剑英讲道：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制止抢劫案，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非常不利，市公安局必须以此为工作重心，打开斗争的局面。

刚刚接管过来的广州，人民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负的责任更重。陈泊主持召开了两天的局党委会议，对工作作了认真研究，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全市的抢劫案迅速下降。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在各方面人员基本具备的情形下，按照局党委制定的工作方案，紧张有序地铺开各项工作，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全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3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3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