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与重生：黄维被俘后的人生(3)

　　父亲回家了，母亲却意外去世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这一年，黄维71岁。
 

　　“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
 

　　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黄维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黄慧南说：“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对蔡若曙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战犯特赦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之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已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她就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出问题的却是执着的蔡若曙。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那一天，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她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她一个人用孤独来坚守和等待人生的完整，当历经磨难换来希望时，却选择了告别。无论是守候和告别，都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蔡若曙就是这样一个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认真、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黄维看到后非常气愤。“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时间，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为和平统一事业奔劳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自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时总是会千篇一律地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是在“两会”期间，并不是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到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黄维的去世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在去台湾前夕，他怎么突然就去世了？然后展开联想。其实，爸爸的去世就是心脏病突发。这两三年来，他太劳累、太辛苦了，他抓紧时间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和解，就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说这话的黄维，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在黄慧南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总趴在桌子上看啊、写啊、划啊，而我总帮他抄写，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爸爸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执着，又没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里，黄维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黄维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有一次黄维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一晚上。
 

　　“父亲很爱士兵，抗战期间任第54军军长，他让士兵种菜、养猪。他还曾因为爱兵而被以吃空饷的名义遭到排挤。”1941年，黄维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54军所属的第9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黄维。“父亲发现军粮供应的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父亲‘吃空饷’也是确有其事，他给士兵增加口粮，也是出于爱兵的考虑吧。”随后，黄维被调离，他从昆明偕妻子儿女回到故乡江西贵溪，而54军将士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
 

　　黄维念念不忘的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场。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考察，黄维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途经上海第二天，黄维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去罗店看一看，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过去。”
 

　　“父亲的要求让政协考察团的领导很紧张，团长说要研究研究，同意或不同意都觉得不太好，不知道他一个人干什么，会发生什么。”黄维很恼火，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是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汪东林《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在罗店，黄维转了又转。甫时，黄维中断在德国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计划，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应召紧急回国，赴任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那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苦守一周，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这一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黄维忠勇之名远扬。但也有人指责说黄维指挥死板僵硬。
 

　　黄维曾和家人聊起这一仗。“老人家(黄维)当时仗打得很苦，当时战况惨烈，飞机轰炸、黄浦江上军舰轰炸，他说‘大炮一轰炸下来，轰轰的，有的士兵都炸聋了，指挥都听不见’。挖战壕时，上海那个地方，挖半人深就有地下水。战壕里灌满了水，战士和军官都站在水里，水里有蚂蟥，蚂蟥爬到腿上往肉里钻、吸血。”尽管战事恶劣，但黄维亲临前线。“一般军官能晚上前沿阵地就晚上，但黄维不仅在前沿阵地查看地形，还在战斗间隙教士兵正确的射击姿势等。一些士兵一抬头就中枪了，伤亡太大”。
 

　　晚年的黄维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军”抗战能够被承认。黄维说，“抗战不分国共”，不能否认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同样，黄维的朋友也“不分国共”，他不回避与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方志敏的友谊。1977年10月，黄维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黄慧南陪父亲南下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有个烈士名册，在玻璃柜里锁着，他看第一页有他同学，就要求管理员开开拿出来看下。他翻了几下有好几个都是他同学，其中就有方志敏”。黄维说：“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那天，在方志敏墓前，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
 

　　即便经过27年的改造，黄维也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黄维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国民党内部坏人不少，但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一是蒋介石，二是陈诚。为什么？蒋介石是我的校长，最高长官。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没那么快。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