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与重生：黄维被俘后的人生(2)

　　父亲缺席第一批特赦，母亲病倒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里，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黄慧南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她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8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黄敏南回忆说：“觉得他(父亲)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英俊、挺帅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他走路还是挺着腰杆，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就是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相，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果然，父亲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名单里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才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蔡若曙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在监狱里，正潜心研究“永动机”的黄维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毫不知情。在抚顺，黄维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
 

　　当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黄慧南也来到了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了上海，去了吉林延边的农村插队……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亲才恢复了联系。”
 

　　若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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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

1973年1月29日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给妈妈的信中都要提到我，问我的病情，他舍不得我外婆和我妈妈寄给他的钱，反而寄出来给我妈妈，说给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与父亲同在东北的黄慧南，想趁就近的机会去看看他。“比如，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抚顺停留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1972年开始，黄维与家人的通信又多了起来。他和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告别改造、离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