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独踞山城“西南王”(2)

　　“苛而不扰”财神爷

　　刘湘能依托重庆成事，除了常年征战，带出一干嫡系人马，又谋实利而不讲“主义”，惯会审时度势外，善于笼络各路干才为己所用，也是重要原因。
 

　　刘湘的得力“幕宾”中，尤以抓财税金融的刘航琛最为出色。
 

　　刘航琛出身四川泸州酒商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初为刘湘部下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的顾问，又跟卢作孚一起，当过刘湘在重庆办的“军事政治研究所”的教官。因为帮王陵基解决了他一手督办而欠债累累的重庆《大中华日报》(欠款四万五千元)及铜元局(亏损纹银四十五万两)的棘手难题，名声在外，因此让刘湘看中，欲命其执掌财政。
 

　　1929年5月初，正日夜思量“统一四川”大业，却苦于粮饷难筹的刘湘，邀刘航琛做了“隆中对”式的深夜长谈。彼此一番试探后，已预先得知风声的刘航琛提出两项要求：一是今后财政处执行预算时，不受任何牵制；二是刘湘不要随时下手令向财政处要钱。又拿出准备好的禁烟、盐务、税务、政务四项改革方案。刘湘倒也爽快，大笔一挥批了“照办”二字。第二天，刘航琛正式出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的财政处长。
 

　　有商人背景、又是科班出身的刘航琛，筹钱确有一手，增税、举债、印钞票三管齐下，但实际操作又不同于以往军阀的粗暴搜刮。
 

　　比如刘航琛刚上任，当即裁撤善后督办公署下面35个税捐机关，只设一个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亲任总办。他对刘湘说，35个机关6000多税吏，每人每月薪水加贪污平均至少100元，光这一项就得虚耗60多万元税款。况且税捐机关本来是扰民机构，老百姓宁可多缴一点税，也不乐意被税吏骚扰35次。
 

　　这项刘航琛自诩“苛而不扰”的税务改革，尽管理所当然遭到各个防区税捐局暗中抵制，但既有刘湘的“尚方宝剑”在手，依然得以推行。第一个月，督办公署财政赤字消灭，结余税款140多万元，第二个月，又结余270多万元。刘航琛打出的巨额银票送到刘湘手上，大领导不用说喜上眉梢，反对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刘湘在重庆的兵工厂，就是靠这笔巨款办起来的。
 

　　至于举债，刘航琛也很懂得“人心可贵、信用无价”的道理。过去军阀向驻地商家借款，多是“打白条”有借无还，商人们只能当是破财消灾。刘航琛上任第一次向工商业界借钱，即一再声明“有借有还”。票据到期之日，实力最大的盐帮无人登门收账，他们照经验估计，来也白来，何必搞得彼此难堪呢？岂料刘航琛亲自把重庆盐业公会会长李鑫五请来，当面如数还钱，让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