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实干者张荫桓

　　国库空虚，左支右绌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8月1日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1895年4日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诸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制造货物……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强割辽东半岛，改为交白银三千万两“赎款”，再后又成为租借……
 

　　中日甲午战争的国殇，推动了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戊戌变法。变法维新需要国家的稳定，需要一定的资金，可是，《马关条约》规定的对日战争赔款就有白银二万万两，国库里怎么拿得出？
 

　　张荫桓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遍兼六部侍郎，他以户部侍郎管理国库，从他的《戊戌日记》中可见，当时国库已经相当空虚：
 

　　二月，初二(阴历，下同)，“共收银十三万一千余两，共放银十六万九千余两”；初四，“共收银九万六干余两，共放银二十万八千余两”。
 

　　三月，初四，“收银二万一千余两，放银十一万八千余两”；二十三日，“收银十五万五千余两，放银二十四万三千余两”。
 

　　闰三月，初三，“收银十万二千余两，放银十二万二千余两”；二十二日，“共收银三十万余两，共放银二十九万九干余两”。
 

　　四月，初四，“收银十五万余两。”(可是，此前已亏空三十七万四千余两。)二十二日盘库，“共实存银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八百二十三两七钱九分五厘一”(对一个泱泱大国说来，这是一个不足道的数字，更不要说国债累累。)
 

　　五月，初三，“共收银十九万三千余两，共放银十二万三千余两”，(盈余七万两，实尚亏三十万四千余两。)二十三日，“共收银六十余万两”；二十八日，“共放银六十余万两”。(后两笔对消。)
 

　　六月，初三，“共收银十七万余两，共放银十一万余两”，(盈余六万两，开年以来仍亏二十四万四千余两。)
 

　　十三日，“子斋(户部尚书敬信)另商拨款事”，张荫桓就已经大叹“度支日绌，意外之需日繁，奈何！”
 

　　受命于危难之际

 

　　改善国家经济状况，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生产。光绪皇帝载湉认为，戊戌变法维新先期的“时政最要关键”，是成立矿务铁路总局，领导全国“开矿筑路”，为此特发“上谕”：
 

　　“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着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
 

　　张荫桓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矿务铁路总局的领导者。可是，起步之初这还只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朝廷要求张荫桓想办法向外国借款还债，“拆东墙补西墙”。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也就有了这样的记录：
 

　　正月，大年初一(公历1月22日)即“余访赫德商借款事”；初三，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常熟(翁常熟人)函约早到署商借款”，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为首的“两邸十堂并到，宜有确论”。初四，“常熟拟英、俄两国各借一万万两”。初六，“子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敬信)、仲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廖寿恒)、荣相(荣禄)、合肥(李鸿章合肥人)先后到。常熟与恭邸(奕��)同到。邸(奕��)论借款之难，欲两借。常熟力主两借”。初九，“上(光绪帝载湉)看板后召问德国事，英、俄借款事，昨日各使到署贺年情形”。“旋至署与常熟、仲山、筠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睽号筠庵)同晤英使，仍为借款事。英言：借俄不借英，则索三顶利益。余曰：英、俄皆不借，英可不索？英使唯唯……即电告竹筼(驻德公使许景澄)、子通(驻俄公便杨儒)，达俄外部，以各国皆不借，前议作罢。”
 

　　向外国借钱，条件苛刻，张荫桓断然主张“英、俄皆不借”，自己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