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主席要颐和园：酗酒发狂的柳亚子(3)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柳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前，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应该就已经不止一次为自己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那样令人神往的图景。不清楚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出现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包括多年后当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京国会礼堂看到经雷铁涯推荐前来担任自己古文秘书的柳亚子时，表示出的也只是礼节性的客套，看不出有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连是否还记得当初有见面这回事也是个问题。这对后者一惯的傲慢、自负、以及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事先曾费煞柳一番心思。无论在衣着、话题、用词、姿态，使用的语调上，均动了不少脑筋，包括身边的黑色大皮包里，说不定还有一部《隆中对》和《资治通鉴》藏着呢！你想想，“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超酷打扮，能是普通人吗？没有韩信和诸葛亮的水平，谁敢这样干啊？而这姓孙居然对此视若未见，仅寒喧几句后就以有事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深感沮丧与忿怒——准确点说，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大大发作。仅仅不过三天时间，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姜子牙，一怒之下就托病辞职，扬言要回他的分湖隐居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大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作为所谓自我尊严维护的那些所呈诗的诗题中，也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孙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样刚猛的毛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柳好好教训了一顿。
 

　　大约就在这前后，一个以“青凹”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天铎报》《民生日报》《太平洋报》等沪埠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孙当时打算争取的统战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鹰派人物袁世凯。尽管不久以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柳亚子时，都不免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柳对袁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孙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支持他的南社旧党，整天在上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柳亚子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总是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往往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徐孝穆或许正是鉴于柳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称为“神经病患者”。
 

　　此后十年柳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江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顾悼秋、凌昭懿、沈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柳无忌《柳亚子年表》)此前在与南社要人高吹万、姚石子等泛舟杭州西湖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汩罗”。(李海珉《柳亚子》)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一九一七年与同社社友、诗人朱鸳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朱仅仅因为在对宋诗的评价上与柳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柳擅用手中权力，将其一举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朱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柳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南社大会上柳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文坛的评《红楼梦》，大鸣大放、反右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柳亚子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门下畜养食客三千，皆鸡鸣狗盗、身负异才之士。而一旦政治上遇到挫折，当然就有理由花天酒地、醉死梦死，将肚子里卖不出去的货色自己消费了。“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仿佛只要是他想说的和做的，道理总归现成就有，谁让他是诗人呢？何况又有这么锋利的辨舌。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擅自改名为梨花里的家乡黎里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黎里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吴江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朱少屏先生每逢这种时候，不得已只好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吴根越角诗余》《迷楼集》《分湖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柳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著书立学、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弄得好的话，说不定又是一个俞曲园或王壬秋将出现在文学史上。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柳亚子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湖红船上召开成立大会时，颓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远的嘉善西塘乐国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乐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柳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暴力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柳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尔塞维克主张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新奇理论，与柳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柳突然申请加入在苏俄指导下改组的新国民党，并从此热心党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新南社，争取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中共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风骚》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中共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时柳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