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老情书”曝光 通信确立关系(2)

周恩来与邓颖超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颖超不知道，客人敬邓颖超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颖超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周恩来去法国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