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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老情书”曝光 通信确立关系(2)

发布: 2010-11-19 16:44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周恩来和邓颖超“老情书”曝光 在通信中确立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颖超不知道,客人敬邓颖超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颖超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周恩来去法国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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