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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幽禁岁月:内心痛楚用言语无法表达(2)

发布: 2010-11-08 15:01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但是张闾蘅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个大伯和大妈,住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张闾蘅在台湾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她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妈妈让闾蘅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

 

       到了之后,她发现全家人都在诊所,等待着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妈妈告诉闾蘅:“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从山里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小闾蘅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张闾蘅说。

 

从幽禁到半自由

       张闾蘅上高中时,大伯、大妈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张闾蘅至今还记得那次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1965年,从美国留学返台省亲,张闾蘅在家中与大伯、大妈第一次真正见了面。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她家里坐坐。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内心感受。”赵一荻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大家聊天时如果大妈插话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

 

       有时,张学良也不会耐烦地打断赵一荻的话:“行了,我们在聊天呢!”

 

       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1967年,张闾蘅回到台湾。张闾蘅说,从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她们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张学良的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张学良的刘乙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的部署一直相沿成习,从祖国大陆到台湾都是如此。此外,刘乙光将他的妻子儿女也带来同住,全家人还“陪伴”张学良吃饭。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监视)。

 

       1962年,刘乙光调走。张学良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蒋经国、彭孟缉。酒席上,张学良语出惊人:“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那是在贵州桐梓时,张学良突发盲肠炎,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刘乙光自作主张,将张学良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做手术。如果刘乙光不将张学良及时送医,一旦病情恶化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张闾蘅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在张闾蘅看来,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

 

       张学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张闾蘅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候未尽兴还要拉着大家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

 

       然而,生活中的张学良是一个睿智的长辈,一个热爱生活的“老顽童”,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惟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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