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盗王直之死：被诱杀的海洋帝国(3)

　　东海称王

　　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一度也不会刁难……
 

　　逃出双屿岛，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计有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叶明、陈东、徐海、汪汝贤等数千人。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其从子汪汝贤、养子毛海峰成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据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
 

　　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祖国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倭寇”），一可搞好政府公关，二可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一系列战斗，他最终占领了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沥港”（烈港、冽港），“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筹海图编》）。
 

　　随后，王直主动向朝廷要求当海上“联防队”和“城管”，为政府承担艰难的“抗倭”重任。此时，王直已经成为东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号”则是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也一度并不刁难，行动自由。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称王建制，先是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明书·王直传》）。
 

　　称王之后，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投奔他的人群，不仅有普通百姓，甚至还包括“边卫之官”，“一呼即往，自以为荣”（明代万表《玩鹿亭稿》）。同时，他率军反攻大明，“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干人。以木为城、为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如此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海寇议后》）。
 

　　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惊人的高价码：“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胡默林行实》、明代茅坤《海寇后编》）王直成为史上赏格最高的“海盗”之一。

 

　　“隆庆开关”

　　恶法出刁民。内外交易本是国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倭患消解，经济发展……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王直这位“倭寇”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群众基础”，绝非“内地奸人”“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释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是“海盗”、而非“军门”，给百姓提供了“衣食”。
 

　　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倭寇之乱”，乃是“海商之为寇也”。唐枢认为，内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更认为，“倭寇”本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
 

　　福建巡抚、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也在一份奏折中说：“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之过严”，“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号召力的王直，是维持海洋稳定的关键人物。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
 

　　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也即所谓的“倭寇”失去了控制，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时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国榷》）。
 

　　王直死后7年（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改元“隆庆”，这就是明穆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也在这年从东南沿海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明史·兵志三》）。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已然喷涌而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年），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年）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而这一切，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尾声

　　王直死了，与中国历史上一切敢于挑战和对抗现行体制的人一样，不得好死。他20年奋斗建立的海上贸易王国，不久也土崩瓦解。
 

　　令人悲哀的是，王直这位被体制当做叛逆的人，却从未放弃过向体制靠拢的努力。他的轻身犯险，实际上也是为了获得体制的一丝认可，试图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动海禁的废止，却没料到自己做了牺牲品。
 

　　耐人寻味的是，王直最后被处决的罪名并非“海盗”，而是“叛国”——“背华勾夷，罪逆深重”（《明世宗实录》），尽管王直只是雇佣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还是指控他“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倭变事略》）。
 

　　显然，这样的判决，与其说是刑事判决，不如说是政治判决。真正令朝廷所担忧、并且非杀之而后安的，并非是王直的武装走私行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称王建制，是可忍孰不可忍？“徽王”的称号，实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联翩，将王直与其那更为著名的老乡朱元璋挂钩。在经济上出点问题，哪怕触犯了刑律，都还可通融，但在政治上触碰了高压线，而且还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诚信，送上门去，王直就非死不可了。
 

　　其实，“恶法出刁民”，王直等一众“海盗”也是被逼上梁山，内心深处与梁山好汉们相同，都是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无非是另一种途径和渠道而已。区别在于，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则是赔尽了老本——尽管他用自己掀起的惊涛骇浪，唤醒了帝国内的改革力量。惯于驾驭波涛的王直，最终却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
 

　　据说，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门口，挂着一副对联：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其实，这副对联已经被后人无数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国海盗”故事里。或许，在这些“中国海盗”身上，都有着同样的烙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