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想无妄想：胡适为何拒绝组党(2)

　　1958年5月27日晚上，自由中国杂志社举行餐会，有60多人参加，主要是欢迎胡适，饭后雷震请胡适讲几句话，胡适夸了《自由中国》与雷震的贡献，最后提出对反对党问题的看法，认为不如改用“在野党”字样，并主张组织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新政党。在座的傅正、毛子水等人都明白，“这只表示他赞成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新政党出现，并不表示他愿意参加这一政党，更不表示他愿意领导组党”。毛子水当场说，明天报上又要说胡适之倡导组党了，使他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
 

　　8月14日，雷震给胡适写信，又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我说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先生当时亦(不)以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话一点也没有说错。对在野党事，是为中国民主政治铺路，我还是希望先生出来。”
 

　　11月17日，雷震到台北郊外的南港探访胡适(此时，胡已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天对《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说，“胡先生仍旧表示对政治无兴趣”。傅正在日记中说：“其实，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内。老实说，人各有志，我们也不必勉强，事实上也无法勉强。在我看来，今天一切有志于以反对党救国的朋友，应该不必老把希望寄托在胡先生身上了。”(《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
 

　　而雷震直到入狱前，对胡适一直抱有希望。1960年4月20日，他还对傅正说起，前些时单独探访胡适时，胡适曾向他慨叹，局面没有希望，除非有一个反对党出来。但是当他希望胡适出面领导时，又遭到了拒绝。不过胡适表示，反对党一旦组成，就在组成的当天，自己会正式发表声明，要求全世界支持这个组织。虽然他为胡适的态度转变感到兴奋，甚至很乐观地认为一年内一定组成，而胡适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出来组党。
 

　　胡适的“有理想”与“无妄想”

　　胡适为什么一次次拒绝组党？无论提议来自最高当政者，还是与他有多年交往的朋友。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2月12日，胡适告诉雷震，蒋介石过去请他组党，他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合，他有“四不”：“第一，不请客，被人约请则去，但从不回请；第二，不拜客；第三，不写信介绍人，渠之学生甚多，从未写一封信；第四，△△△△，故不能组党。”(《雷震日记》)
 

　　1957年8月28日，胡适给雷震的信中再次提及“四不”。他确乎只是论政的人，未必适于从政。当年《观察》创刊号上那篇通信对他的有些分析，颇能抓到一些痒处。面对胡适组党的传说，分析了他个人的条件，认为不可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干，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干。治政与治学的性质不同，所需要的条件亦不同……胡氏如组党，而其行政才干不足以副之者，则至少必须能有一个核心的高级的党的干部，以为策划执行的动力。第二，在大的思想倾向上，胡氏当然是领导得起来的，但一个政党不能单靠一种广泛的倾向来维持，尚须较为具体的纲领……今日组党，领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党的基础仍在广大的群众。而群众决不能仅靠任何一个偶像来维系，须靠进步的政纲来维系。关于这点，胡氏出国多年，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社会隔膜，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他也同样隔膜”。(《观察》创刊号影印本)
 

　　这种隔膜可以说是他的书生本质所决定的。1948年4月2日，他正在南京，暂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蒋介石决意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在王世杰、周鲠生的劝说下，他确有心动，勉强接受了，但又有点犹豫，“事后仍觉身体健康与能力不能胜任”。当晚，他找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聊天。他说，最近半年内打算把《水经注》作一结束，这本是思想史中的一小注，竟费了他四年多的功夫，实出意外。此后，他计划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上卷也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大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他还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说到这里，他又摇头，说自己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说到自己教书30年，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说到自己成了公众人物，不能脱离一切，去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职任，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
 

　　胡适越说越有精神，一直聊到十一点，夏鼐才告辞出来。(《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夜的聊天是放松无忌的，同时可以看出他内心有点兴奋、有点激动，有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不能不在他心中引起一点波澜，难怪他会想到“副总统”和“总统出缺”。这是当时夏鼐所不知道的。
 

　　4月5日下午，当王世杰告诉他，蒋介石想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的意图在国民党内没有通过，他非常愉快，如释重负，因为外间记者已喧传蒋将推荐他为总统候选人，他正十分头疼难以应付。他当天的日记说：“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同一天，夏鼐在《大公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猜想他前一天之所以没回来过夜，可能在友人那里躲避。(《夏鼐日记》卷四)
 

　　他真正的志趣并不在从政上面，平时对时局的关心，也只是出于一个读书人的关怀，真要他去应对复杂、繁琐的事务，却非他所愿，也非他所长。何况，他清醒地了解中国的时局，即使他付出牺牲，也未必就能像他所愿望的那样。何况，他也从未打算牺牲。
 

　　当雷震他们在台湾组党已势在必行，明知胡适不可能出来领导组党，雷震身边的傅正对他早已失望了，1959年1月30日上午，傅正和雷震谈到胡适时，坦白指出：“胡先生不可能为争取原则而牺牲，并认为把组织反对党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便一定会落空。”雷震依然在为胡适辩护，傅正因此抱怨：“雷公对胡先生的崇拜，似乎有几分近乎狂热，总是替他辩护。”
 

　　当时还年轻的傅正，对胡适的认识倒是值得留意的，1958年4月9日的日记说：
 

　　其实，胡先生之为人，自为者多，为人者少，只是遭遇这样一个时代，使他左右逢源而已！这种人在学术上固然能够开风气之先，但人格上并不够完满。他之不可能出来组织反对党，是我早就料定了的，但假使反对党已打开了相当好的局面，那时若再拉他出面领导时，倒可能会出来的。
 

　　这些年来，因为是《自由中国》鼓吹反对党最力，所以一谈到组织反对党，大家总认为非胡先生出来领导不可，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偶像作用已经造成，同时也由于大家未免太重视偶像。老实说，一个理想的反对党，并不是以某一个偶像来号召，而是要以具体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来号召……
 

　　当然，胡先生既已有他的偶像作用，假使他真愿为反对党而努力，不惜牺牲自己，以求能对苦难的中国人有所贡献，站在有志于反对党活动的人，固然是求之不得。但胡先生如果真不出我所料，而不肯冒这种风险，人各有志，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他认为胡适的性格“不是一个可以断然决然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持有类似看法的也不仅傅正一人，5月3日晚饭后，傅正拜访台湾大学教授王叔岷，谈话的中心就是胡适，“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共同认为胡博士要在学术上有什么惊人的成就恐怕很难，而要想胡博士在政治上领导反对党则更难”。(《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
 

　　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在胡适心中是确定的，在他有限的人生当中，他能做些什么，他大致上也是清楚的，所以，他给雷震的信中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那样的“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